专题：2025外滩年会——拥抱变局：新秩序·新科技

　　意愿储蓄与计划投资如何实现动态平衡？

　　“如果看收入分配，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经济体）劳动者收入占全社会收入中的份额在缓慢下降，为什么还可以保持比较高的消费率？”10月26日，在2025外滩年会“CF40研究·‘洞悉中国’专场”上，CF40（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提到这一问题。

　　这也是CF40最新一期宏观季度报告聚焦的问题，即从意愿储蓄与计划投资的关系角度，剖析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业化国家储蓄与投资的再平衡问题，并试图为当前发展中经济体应对“总需求不足”等问题提供可以参考的经验。

　　报告认为，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尽管存在收?分配恶化、市场集中度提?、产业结构转型等诸多不利因素，但通过家庭财富积累、社会保障制度、新投资机会开拓、真实利率调整以及有效的宏观调控，意愿储蓄与计划投资之间可以实现动态平衡。

　　拆解工业化国家的投资储蓄再平衡

　　张斌提到，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市场经济最?的担?是相对于?产能?而?，消费和投资?出不?，这个问题等价于意愿储蓄?于计划投资。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均收?增?过程中收入分配持续恶化，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中也存在诸多不利于消费和投资的因素，而意愿储蓄持续?幅高于计划投资的现象并不普遍也不严重。

　　上述报告认为，在?业化国家实现储蓄和投资的动态平衡过程中，主要有四股关键力量，涉及要素包括家庭财富、新投资机会、利率水平、逆周期政策。

　　首先，家庭?融财富快速增?、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有??撑了消费?平。“尽管收?分配差距持续扩?、初次分配收?占?下降、劳动收?份额降低，但样本经济体的消费率和平均消费倾向保持稳定甚?有所上升。”报告称。

　　拆解来看，背后的?撑来?三个??：一是家庭?融资产增?远超GDP和可?配收?增?。报告提到，实证研究表明，?融财富增加对消费有显著促进作?。其中，美国股票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其家庭?融资产和消费率均显著?于欧?。

　　“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家庭金融资产的增长远快于GDP增长和可支配收入增长，这对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力量。尤其突出的是美国，美国经过这么多年快速增长，今天平均一个家庭的金融资产达37万美元，当然，这个分配很不均匀；欧洲的平均家庭资产可能有10万美元，日本大概有12万美元。这些家庭金融资产的快速积累，对于消费形成了强有力的支撑。”张斌说。

　　二是社会保障通过“资产替代效应”降低了私?储蓄，失业保险等项?有效缓解了收?冲击，实现了消费平滑。三是社会实物转移和公共社会?出降低了居?在相应领域的?出压?，提?了持久收??平。“这些制度安排共同为消费增?提供了有?保障。”报告称。

　　其次，新投资机会的出现?撑了投资需求。“样本经济体在?均收?和资本存量达到较??平后，固定资产投资率并未持续下降，而是保持在相对稳定的?平。”报告认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投资占?明显上升等投资结构的变化尤为关键，即以信息技术、知识产权产品为代表的新投资机会为计划投资提供了重要?撑。

　　再次，真实利率的持续下降平衡了储蓄与投资。“样本经济体的真实利率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较??平，持续下降到2008年全球?融危机后普遍低于1%的?平，很多年份进?负值区间。”报告认为，这?趋势性变化反映了意愿储蓄总体?于计划投资的格局，需要通过真实利率的不断下降来刺激投资和消费，缩小储蓄投资缺口。

　　最后，有效的逆周期管理政策避免了短期问题的?期化。报告认为，储蓄投资缺口不仅来??期结构性因素，也来?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冲击。?本“失去的20年”是典型的反?案例，宏观政策的犹豫和反复导致短期缺口演化为?期问题。相?之下，美国和欧元区在应对储蓄投资缺口时更加坚决，政策?度更?，在相对较短时间内修复了?融市场、扩?了?出?平、填补了缺口，避免了短期供求失衡问题的?期化。

　　提振名义GDP仍是最有效方式

　　工业化国家意愿储蓄与计划投资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经验，对于理解和应对当前发展中经济体?临的类似挑战，有哪些参考价值？

　　在CF40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凯看来，因为统计口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实际的绝对消费水平是被低估的。另从消费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消费比重偏低的原因较为复杂，一部分是周期性原因，另一部分是结构性原因。其中，周期性原因包括房地产市场调整、通胀水平走低、财政支出下降等；结构性因素则与我国的“二元经济”特点有关。

　　“‘二元经济’是指我国公共部门是比较有愿意积累的，比如建国之初因为要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消费（领域的支出）偏少。同时，企业和家庭部门也储蓄，后者需要为退休做储蓄、做投资。”郭凯认为，中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整体储蓄率相对于别的国家更高，消费水平相对更低。

　　那么，在已有的一系列政策基础上，中国在提振消费方面还能做些什么？张斌通过拆解决定消费的几股力量即GDP增速、初次分配收入、二次分配收入、消费倾向，提出了几个建议。

　　“短期内要实现消费增长，提高供给等各种各样的政策都不如逆周期政策管用。”张斌认为，短期内通过较大力度降低政策利率进而降低真实利率，同时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短期名义GDP，消费也可以随之增长。短期来看，周期性政策是影响消费最重要的政策。

　　从长期来看，除了完善社会保障等，张斌还提到了发展服务业对消费增长的影响。“中国老百姓消费升级最愿意花钱的地方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医疗健康，排在第二位的是教育，然后是体育、文娱、居住，这些都是在服务业领域。”张斌建议，可以通过改善这些服务供给改善中长期的消费状况。

　　但消费关系数亿家庭的决策，是一个慢变量。站在谋划“十五五”的关键时点，张斌认为，要实现“十五五”规划第一年“开门红”，投资仍是毫无疑问的发力点。

　　“在需求不足的状况下，提高总需求水平主要还是要依靠投资。但投资又很难指望私人部门在短期内有很大变化，因为物价水平、盈利利率等因素限制了投资预期和投资能力。”张斌认为，明年要实现供需平衡，依然需要通过大量公共投资来带动全社会支出水平的提高。

　　公共投资投什么？张斌认为，在制造业产能已经很高，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存量水平很高、空间已经不大的背景下，公共投资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在城市更新改造（包括都市圈建设）等仍有很大“欠帐”的领域，这也可以很好地发挥我们的优势。

　　他进一步指出，考虑到我国仍有很多劳动力资源、机器设备、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上老龄化趋势严峻，应该在严重老龄化之前，将资源利用起来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这既对短期内改善总需求水平、提升经济活力有帮助，长期也是很值得做的事情。

　　“是投资于物，也是投资于人。对大部分的家庭来说，在电器、食物上已经没有太大的改善空间，但对居住环境和居住质量的需求依然很迫切，尤其是农民工等外来工作者，他们的居住条件很差，而且很多家庭（成员）没有办法住在一个城市，我们要想办法在居住方面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投资、更好的建设。”张斌说。

　　展望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发力方向仍备受关注。张斌认为，今年的发债或者支出比去年更积极，未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支出力度；政策利率虽然已处于历史低位，但考虑到真实利率水平依然较高，“需要有进一步的、更勇敢的政策利率调整”，带动全社会融资成本的下降。“这方面我们还是有空间的。”他说。

　　郭凯也认为：“如果名义GDP希望增长5%或7%，财政名义支出增速不应该低于合意GDP增速。这是简单的算术，我觉得对于判断财政松紧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不过，对于货币政策，郭凯认为，考虑到政策利率已经处于历史低位，银行息差也处于历史低位，我国货币政策“可能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包括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