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凯歌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强调要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深刻重塑了信息传播方式和社会认知结构，成为影响公共舆论领域的一个新变量。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加速演进，特别是我国深度求索等企业推出大模型平台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新闻采编、文案创作、舆情分析等领域加快应用，逐步成为赋能宣传工作的“新质生产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效提升内容生产效率和传播精度的同时，也伴随意识形态导向偏差、虚假信息生成、治理规则滞后等现实挑战。面对宣传工作领域的新态势，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价值为引领、以安全为底线，系统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范引导与融合应用，把握战略主动、引领技术方向，切实提升党的宣传工作质量与效能。

一、释放生成优势：赋能宣传工作的新机遇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代表，正在深刻改变传统宣传工作的生产模式、传播机制与互动方式。从内容生产到传播渠道、从互动方式到受众建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推动宣传工作在理念、结构与功能上发生系统性嬗变。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语言与图像生成能力，依托深度学习算法与海量语料训练，能够实现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内容的一体化智能生成，极大提升了宣传产品的生成效率与内容质量。传统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人工撰写成本高、创作周期长、表达模式受限等问题，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加持下得到了有效缓解。其生成过程不仅效率高，而且可控性强，能够基于预设模板或指导语句进行定向生产，有利于实现主题鲜明、风格统一的主流价值引导。此外，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形式上更为丰富，语言表达更具自然性和适配性，有助于增强受众的接受度与阅读体验，从而提升宣传的感染力与传播力。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宣传形式的多元创新。随着技术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合成、虚拟现实等方面的不断突破，宣传工作正从“平面化”走向“沉浸式”，从“单向度”迈向“交互型”。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将高度抽象的理论观点、思想主张，转化为可视化、故事化、场景化的多模态内容，为受众提供更加直观、易懂、有感的认知路径。例如，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三维场景、数字人讲解、语音合成等技术，宣传内容可嵌入虚拟党课、在线展馆、模拟问答等多种沉浸式场景，显著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场感和代入感。在这一过程中，宣传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逐步构建起一个以技术为中介、以用户为核心的多维传播生态。由此可见，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宣传工具的延伸，更是传播范式变革的催化剂。

再次，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实现精准传播、提升传播效能提供了全新路径。得益于其强大的数据分析和用户建模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根据用户画像和行为特征动态调整内容推送策略，实现“千人千面”的分众传播。这种以大数据驱动、以算法优化为支撑的精准推送机制，打破了传统宣传中“广播式”“一刀切”信息投送的局限，使宣传内容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人群匹配与情感共振，提升到达率与接受度。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智能问答、语义识别、语境适配等方面的进步，也为提升宣传的交互性与服务性创造了条件。在信息极度冗余的传播环境中，这种“智能供给—主动反馈”的新型传播关系，有助于重构公众对主流宣传内容的关注路径和接受方式，增强宣传工作的黏性与引导力。

更为重要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正在倒逼宣传工作的理论体系与实践逻辑双重变革。一方面，它促使宣传思想理论研究必须正视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传播伦理、话语权重构、知识权威等关键议题，在新的媒介环境与技术逻辑下重构价值引导与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与路径。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推动宣传工作方式由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由静态建构向动态生成转型，从而重构内容生产机制、传播结构与评价标准。这种从“人工主导”向“人机协同”演进的趋势，要求宣传系统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发挥技术作为宣传思想工作“赋能器”与“放大器”的作用，在实践中探索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宣传内容生态体系。

二、直面风险挑战：宣传工作亟须化解的突出问题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宣传思想工作的过程中，其潜在风险与现实挑战日益显现，构成对意识形态安全和宣传治理体系的多重考验。作为一项集算法、数据、算力于一体的复杂技术系统，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中性工具，其内在运行机制、内容输出逻辑和平台分发模式均蕴含着可能影响主流舆论引导的结构性风险。对此，必须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与战略判断力，系统梳理其可能带来的关键问题，强化预警研判与前置应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首先，意识形态风险有所上升。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成过程中高度依赖大规模语料库与算法模型，其训练数据来源广泛、结构复杂，难免夹杂多元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表达。在缺乏有效筛选和价值引导机制的情况下，生成结果可能偏离主流导向，带来一定的价值模糊与语义偏差。在语义理解和文本输出过程中，模型可能不自觉地生成与当前主流价值观不相符的内容，增加了内容与舆论监管压力。当前，全球部分技术平台和模型开发主体主导着核心技术和传播渠道，在国际舆论领域具有较强的议题设置能力。如在技术、规则、机制建设上响应不及时，容易在复杂舆情中陷入被动。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生成内容评估机制，优化模型训练体系，确保技术赋能始终处于有序区间。

其次，虚假信息泛滥和深度伪造问题愈加严重。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以极低的成本生成海量内容，特别是在文本生成、图像合成、视频伪造等方面，其仿真程度足以以假乱真，极大影响了公众的辨别能力。在缺乏明确标识和监管机制的情形下，人工智能生成的谣言、虚假新闻、恶意评论等内容将迅速扩散，形成舆情突发点甚至群体性事件的诱因。特别是在敏感时段和重点议题领域，人工智能生成的信息极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制造情绪对立、激化社会矛盾、干扰政治生态。此外，“深度伪造”技术的广泛使用，也正在重塑信息传播的信任基础，使传统的媒介公信力面临前所未有的侵蚀，带来“真相相对化”和“权威解构化”的趋势，这无疑对宣传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技术伦理与数据安全问题逐渐凸显。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算法训练过程中需要依赖大规模数据采集与标注，而这些数据中往往涉及个人隐私、敏感信息乃至涉密材料，一旦管理不善，极易引发数据泄露、信息滥用等安全事件。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黑箱特性”使得其生成内容缺乏可解释性和可控性，在宣传场景中容易出现内容不当、语义歧义等问题，甚至可能被别有用心者“调包训练”用于渗透攻击。此外，部分生成模型存在算法偏见问题，容易在性别、种族、地区等维度上产生刻板印象或歧视性内容，进而损害宣传工作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第四，宣传队伍数字素养和技术能力不足成为重要瓶颈。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宣传思想工作领域具有巨大潜力，但其有效应用依赖于干部队伍对技术原理、操作逻辑与风险边界的深入理解。目前，一些基层单位尚未建立系统的人工智能培训机制，部分宣传人员对技术工具的掌握仍停留在初级层面，难以实现内容策划、模型引导、生成控制等全链条干预。这种“技术空转”现象不仅制约了人工智能赋能宣传工作效果的发挥，也导致宣传工作的主动性与精准性受到削弱。在生成内容的审核把关、价值引导和话语引领等关键环节，缺乏具备复合能力的人才支撑，将使宣传系统在新一轮技术竞赛中处于相对劣势。

此外，制度规范滞后与治理机制缺失问题亦不容忽视。尽管国家相继出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正式制度文件，为技术应用划定了安全边界，但在实际执行层面仍面临适用范围不清、监管责任不明、平台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尤其是在宣传思想领域，尚未形成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专项标准体系和动态更新机制，导致内容生产、审核、发布、反馈等流程中存在制度空挡和风险盲区。缺乏规范约束，也使得某些单位在追求传播热度和视觉效果的同时忽视价值导向，甚至出现“技术泛用”“娱乐化倾向”等问题，与宣传工作的基本宗旨背道而驰。

三、聚力系统施策：应对挑战的实践路径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宣传工作带来的多重挑战，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着眼长远布局，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确保在充分释放技术红利的同时，稳妥防控各类风险。各项策略应与风险形成精准对应，做到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切实提升治理能力和宣传质效。

首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强化思想引领。始终把牢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方向，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阵地意识，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生成、传播分发、舆论引导等各环节服务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全局。应从政治高度统筹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宣传思想工作的融合应用，完善生成内容的政治属性评估机制，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系统融入人工智能语料库与训练算法，以主流价值观引领技术逻辑、校准生成内容，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动权。

其次，加快技术自主创新，筑牢安全底座。针对当前部分关键算法、核心模型和底层算力存在依赖外部平台的问题，应加快推进国内生成式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强化自主可控能力。通过整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骨干企业等多方资源，打造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模型体系和高质量中文训练数据集。同时，优化生成式内容的风控模块和偏差识别机制，提升对“内容漂移”“语义误导”等潜在风险的前置防范与应对能力，从源头提升宣传内容的可信度、权威性与导向性。

第三，完善制度规范体系，提升治理能力。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快、应用广、风险多的特点，应加快健全适应宣传工作实际的制度体系。要落实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政策要求，细化生成内容标签机制、使用范围边界、责任划分标准等关键制度，推进智能内容“来源可溯、使用可控、风险可管”。同时，建立跨平台协同治理机制，对敏感节点、重点议题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情况开展动态评估，推动形成事前指导、事中审核、事后溯责的闭环监管链条，提升制度刚性与执行力。

第四，加强队伍教育培训，提升专业素养。针对当前部分宣传干部数字素养不足、技术能力偏弱的现状，应加快构建覆盖广泛、分层分类、务实高效的教育培训体系。通过专题讲座、在线课程、案例研讨等形式，推动干部深入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原理、操作流程、风险边界，提升策划指引、内容筛选、效果评估等关键环节的综合能力。重点培育一批懂理论、懂技术、懂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形成覆盖决策层、执行层、审核层的多元支撑格局，为宣传思想工作智能化转型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第五，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形成合力效应。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前沿技术，其治理工作必须打破部门壁垒、强化统筹协调。宣传系统应主动牵头，联合网信、公安、教育、科技等相关部门，构建党委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探索建立重大宣传内容生成项目的联审机制和重大风险事项的会商机制，推动政府、平台、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与监管，为推动技术健康发展与价值有序引导构建制度保障和舆论环境双支撑的治理新格局。

四、把握战略主动：推动宣传工作开创新局

面向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将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宣传理念革新、方式转型和能力跃升的关键力量。作为技术红利与舆论治理交汇的重要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既是工具手段，更蕴含战略资源，必须以前瞻视野和全局思维予以系统谋划和有效掌控。

新时代新征程上，宣传战线要以更高站位看待技术赋能，以更强自觉推动融合创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智能化的信息需求，用群众愿意看、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传递党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同时，要坚持以正确导向引领技术创新，在技术驱动传播效率提升的同时，始终把握政治方向、坚持内容导向，确保主流舆论阵地稳固可控。

在具体推进中，要持续完善适应智能传播的制度机制，建设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和话语表达体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要推动人机协同传播能力建设，积极构建“内容为本、技术为器、治理为要”的宣传思想新生态，实现从“技术跟跑”向“价值领跑”的战略跃升。

只有坚持守正创新、开拓进取，把牢政治方向、强化底线意识、勇于技术探索，才能真正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不断增强党的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引导力、传播力和公信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宣传战线要主动拥抱技术浪潮，切实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层变革机遇，在时代浪潮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思想共识和精神动力。 （作者为周口市委宣传部干部、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