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恬

编辑｜杨旭然

要说今年夏天最有存在感的东西，恐怕就是蚊子。

无论是城市高楼、地铁口外的绿化带，还是路边的水沟草丛，只要气温一上来，它们几乎无处不在。大家过去对蚊子的态度，多半是“忍俩月就过去了”，最多烧上蚊香，喷点驱蚊液。

但有关疫情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和蚊子之间原本微妙的平衡关系。根据疾控部门数据，截至7月26日，佛山多个区域已累计报告基孔肯雅热确诊病例4824例，虽均为轻症，但疫情正进入快速传播期。

基孔肯雅热由伊蚊传播，在广东主要由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承担传播的主力军角色。患者常见症状包括高热、剧烈的关节疼痛以及皮疹，被不少人形容为“疼到直不起腰的病毒”。

中国人和蚊子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几千年。早在《庄子·天运》中就有“蚊，则通昔不寐矣”的说法，北宋欧阳修也曾写下《憎蚊》以表愤懑。但真正对蚊子“全面宣战”的，只有50年代末除四害那一次。

与古代无术可治的情况不同，现代社会早已拥有相对成熟的蚊媒控制手段。例如在新加坡、德国等国家，通过一些系统化防治措施，蚊虫密度已经可以被有效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也就是说，如果防控体系到位，这类疫情本是可以被扼杀在摇篮里的，蚊子的规模也是可控的。但在国内，受限于多种现实因素，相关防治工作长期被忽视。广东疫情的出现，正是这种民间和管理部门长期共同不在意、不重视之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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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传播之源

蚊子被称为世界上最致命的生物之一，并不是夸张的修辞。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每年约有72.5万人死于蚊虫传播的疾病，远超狮子、鲨鱼、蛇等大众认知里的凶猛动物。

蚊子吸食动物体液的行为本身不会造成太大损害。但在叮咬的同时，蚊子会反向注射唾液进入宿主体内，以防止血液凝结。这种唾液除了引发瘙痒、红肿等过敏反应，也会传播病毒和寄生虫。

正是这个注射唾液的机制，让蚊子成了多种传染病的“天然注射器”，包括登革热、疟疾、黄热病、寨卡病毒、丝虫病、乙型脑炎、西尼罗河病毒，还有最近在广东传播的基孔肯雅热。

我们对蚊子危害的感知却并没有那么强烈。原因就在于，中国已经多年未经历大规模由蚊媒传播疾病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也就缺乏疟疾、登革热等相关疾病大规模致死的集体记忆。

但在某些国家，蚊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夺命杀手”。比如根据《世界疟疾报告》数据，在医疗条件较差的非洲，仅2022年因疟疾死亡的病例就达58万，其中近80%是免疫力较低的儿童。

非洲居民使用中国生产的蚊帐

蚊子原本主要栖息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国际交通运输日益便利，以及某些人为因素，部分适应能力较强的蚊子种群已逐渐向东亚、欧洲、北美等温带地区迁移，甚至北极圈也有大量蚊子生存。

这次在广东传播基孔肯雅热的白纹伊蚊，原本生活在东南亚赤道地区，20世纪70年代开始向北蔓延，最终在整个中国东部地区泛滥成灾。

在扩散的过程中，伊蚊悄然完成了适应性的进化。不仅叮咬频率更高、活动时间更长，对常见杀虫剂的抗药性也在增强。如今，它们早已突破了对潮湿和高温环境的依赖，在干燥甚至较为寒冷的中国北方地区也能顺利繁殖。

02 他山之石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要实现对蚊虫的系统性治理并非没有办法。

去过欧洲、北美或新加坡等地就会发现，其实即便是热带或者相对湿润的地区，蚊子也不多。决定差异的并非在于自然条件，而是“人为”的结果。

在进行系统性治理之前，这些国家都曾遭受过登革热、疟疾等蚊媒病毒的威胁，而其中不少疾病（如登革热）没有特效药，传播又极快。因此，防蚊在这些国家远不止是生活小事，而是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安全的大事。

各国对对抗蚊子这件事非常重视，甚至直接把防蚊纳入国家公共安全范畴，进行重点管理。如欧洲和美国部分州会定期统一喷洒杀虫药剂，重点覆盖下水道、绿地、积水死角等蚊虫易繁殖区域，从源头压制蚊虫滋生。

一些地方还会启用生态反制措施，如德国的一些公园会设置专门的蝙蝠屋，通过吸引蝙蝠这种天敌来自然捕食蚊子，减少其数量。

德国公园的蝙蝠屋

其中，做得最“绝”的当属新加坡。

2005年，新加坡通过立法促动每家每户“分散式灭蚊”。根据这项法律的规定，如果在谁家发现了蚊虫，初犯罚款100新元（约530元人民币），再犯加倍。到2020年，新加坡进一步加码，规定家中如被查出伊蚊滋生地，罚款提高至300新元（约1600元人民币）。

光靠罚款当然是不够的。新加坡之所以能控制得当，关键在于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治理体系。政府采用了科技手段干预蚊虫繁殖。包括通过向环境中释放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交配后雌蚊会产下无法孵化的卵，从而给蚊子绝育。

当地的环境治理与宣传教育也在同步推进。比如公共区域由专业团队定期消杀，政府定期向居民发放“防蚊资料包”，以强化居民风险意识。

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防蚊不仅是公共事务，也成了全民行动。新加坡居民普遍自觉保持家庭及周边环境的整洁，一旦邻里间发现积水或蚊虫孳生点，便可互相提醒甚至举报。

新加坡灭蚊大行动横幅

而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对待防蚊的重视程度和态度，差距则是相当巨大。

一方面，登革热等蚊媒疾病常年只在中国华南局部地区季节性流行，整体影响相对有限，因此中国疾病防控重心偏向新冠、结核等更迫切、影响面更大的公共卫生问题，防蚊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重视。

另一方面，我国城乡差异大，人口密集，管理体系复杂，地方执行力存在差异，也难以像新加坡那样实现全覆盖、高压式的监管。

更重要的是，所有中国人似乎都认为蚊子是自然界的生物，多一些少一点都是“自然”的，不需要管，也管不了。

此次疫情之后，广东等地已经开始尝试采用更系统的防蚊机制。

比如，广东已在部分公园和湖泊中投放“灭蚊鱼”来控制蚊幼虫，同时加强宣传科普，鼓励居民检查并清理家中积水，从源头切断传播链条。可以说，这场传染疫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社会对蚊子风险的认识。

03 防蚊经济

正是因为在中国，防蚊这件事更多依赖居民自己解决，围绕C端用户的驱蚊消费市场才得以迅速成长。

据统计，从2018年至2024年，中国驱蚊行业市场规模已从56.58亿元增长至87.33亿元，驱蚊产品早已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刚需。

而且，随着蚊子的“进化速度”不断加快，以及人们的使用场景日益多样，驱蚊产品也经历了快速的迭代。

最初人们购买的是蚊香、花露水、蚊帐、驱蚊喷雾等传统品类，但一些产品的体验并不友好。如传统蚊香燃多了有害健康，又有火灾风险，已经逐渐被消费者淘汰。后出现的电热蚊香虽然解决了烟雾问题，但也因“致癌”争议而一度被冷落。

无烟蚊香、驱蚊贴、防蚊手环、灭蚊灯等新兴品类，主打健康环保，能适应户外场景，又不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已成为年轻家庭和宝妈群体的重要选择。

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产品需求的升级，也带动了相关企业的成长。

被称为A股“驱蚊第一股”的润本股份，靠着电热蚊香液、驱蚊液、驱蚊贴等多个品类，实现业绩的持续增长，其驱蚊相关业务收入从2019年的1.14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4.39亿元，翻了近三倍。市值达到了百亿以上。

而且这个生意还挺赚钱。根据农场视界的调查，即便在小作坊加工的情况下，驱蚊产品的单件成本也能控制在5到8毛区间，而单件产品的市场价格可以卖到2元以上，利润空间可观。润本股份每年50%以上的毛利率，也印证了驱蚊产品确实好赚钱的事实。

防蚊产业已经成为许多中小企业的创业切口。有人把驱蚊门帘卖出千万销售额，还有人把蚊帐卖到非洲，年营业额过亿。根据企查查数据，目前全国范围内与蚊香相关的注册企业就超过6400家，入局者仍然络绎不绝。

不过，蛋糕虽大，想真正做大做强并不容易。

由于行业整体较为分散，进入门槛低，且产品同质化严重，都导致了竞争激烈。而且蚊子年年在“进化”，去年的驱蚊神器今年不一定有用，企业必须持续研发。

这次广东的疫情，让大家一边紧张疫情蔓延，一边也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驱蚊产品。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驱蚊”类关键词搜索量暴涨，整个行业扩容是必然的。

但说到底，这种以家庭为主自救的方式，依然难以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防御屏障。我国如果未来将防蚊纳入公共治理体系，由政府统一采购、定点治理，那么当下主要依赖C端零售的行业生态势必迎来一轮洗牌。

不过，就目前的各项现实条件来看，无论是财政投入、执行体系，还是公众认知层面，距离真正做到这一步，恐怕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