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黄皮书》：数字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关系呈现新特点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王谌
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4）》。黄皮书指出，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加速融合创新，网络、数据和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相互叠加交织，也为数字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带来了新的特点。
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格局变迁叠加数字技术的创新加速，将使围绕科技的大国博弈更加激烈。一方面，随着大数据、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作为骨干网，其独立发挥的作用逐渐被互联网与其他技术的聚合所取代，大国博弈的科技赛道将会对其他领域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新技术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手国综合国力的不对称赋能，会加剧国家受到威胁的不安全感。面对国家力量深刻调整的网络战略环境，从美国针对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一系列长期激励措施和欧盟的《芯片法案》，可以看出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国会进一步加大技术和军事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强化自身的国家安全能力。
第二，数字技术竞争融合发展明显，决定了大国竞争是全政府、全社会、全领域的融合竞争。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典型的“美第奇效应”，可以推动不同技术、不同资源的随机组合与深度融合。当前，技术的交互性与融合性使得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威胁。在这样的定位指导下，美欧国家将数字领域的科技合作、投资贸易往来甚至相关人文交流安全化、武器化，企图综合运用立法、行政手段以及科技公司在地缘政治中的杠杆效用与中国进行“国力竞争”，遏制措施从单个技术公司扩展至整个产业链。这种泛安全化的竞争，不仅导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碎片化，降低了全球经济生产效率，而且使得相关国家“安全焦虑”倍增。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出台后，欧盟、日本、韩国也纷纷制定战略推进供应链的区域化、本土化，事实上开启了半导体领域的“军备竞赛”，在被迫提高成本的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陷入安全困境的风险。
第三，安全与发展的平衡问题，将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考量，未来态势取决于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的博弈。数字智能化技术的通用性、融合性与军民两用特性，使其同时具有发展与安全这两组优先事项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利益空间。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谈及欧洲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首次提出“需要专注于去风险，而不是脱钩”。随后，“去风险”逐渐取代“脱钩”，成为美欧对华政策的集体性表述。尽管本质上仍是“去中国化”，但从后续跟进措施上看，美欧对华“去风险”更加聚焦于在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设置“小院高墙”的针对性限制。这实质上反映出美欧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平衡本国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的战略考量。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数字时代的国际关系将呈现复杂性加剧的特点，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相互交织，竞争与合作相互渗透，挑战与机遇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