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殷切嘱托：“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以学术照见中国，以中国回应世界。在全球智识界探寻“何以中国”的多元回响中，中国学研究正日益成为探索知识多样性、促进文明和合共生的重要场域。当前，中国学研究呈现出哪些新趋势与新图景？在“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如何进一步用学术讲好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值此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召开之际，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主持人：陈瑜 本报记者

■嘉宾：

李伯重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沈桂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世界中国学研究会会长

唐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内景。新华社图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学已然成为一门时代显学，学术成果日益丰富。与传统汉学相比，今天中国学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前中国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前沿议题有哪些？

沈桂龙：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贺信中“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的论断，是对中国学贯通古今趋势的深刻把握。回顾学术史，传统汉学受西方古典学的影响，侧重语文学研究和文本分析，强调对古代中国的考据与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学主要定位于研究历史性的“他者中国”。中国学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新的学术概念。它不仅关注历史中国，同时也注重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而且更加强调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数十年来，在研究范围上，中国学已经从“过去的中国”扩展至“正在变化中的中国”；在研究方法上，则从文本解释走向跨学科的理论分析；在研究主体上，也从以欧洲学者为主，发展为全球学者共同参与。由此，中国学的内涵体现出历史与现实并重的特点，其外延则随着学科交叉和全球互动而不断拓展。

当下，中国学作为一门时代“显学”，围绕其发展，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议题备受学界的瞩目。一是中国学的知识体系。中国学研究的对象极其庞杂，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等不同领域，目前亟需通过问题的提炼和概念的凝炼，逐步建立起契合中国学的具有解释张力与可迁移性的知识体系。二是中国学的学科边界。中国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区域国别学等领域关系密切，互有重叠。因此，要在保持交叉开放的同时，确立学科自洽与概念清晰度，避免因过度依附而削弱自身独立性。三是中国学的范式转型。中国学面临从“材料驱动”到“理论驱动-材料互证”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如何形成规范化的学科工具箱，并在术语、叙述和论证结构上实现学理规范化，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

李伯重：传统汉学（Sinology）主要聚焦于古代中国的语言、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等人文学科，强调对经典文本的考据、训诂与翻译，具有浓厚的“书斋式”学术色彩，研究对象多为“文献中的中国”。现代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则突破了这一局限，将研究重心转向当代中国，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外交、科技、环境等广泛领域，强调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与回应，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政策导向。

当前世界中国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前沿议题，我认为莫过于“大分流”理论的提出以及所引起的世界反响。二十多年前，包括李中清（James Lee）、王国斌（R. Bin W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我在内的任教于美国加州几所大学的中年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对西方学坛上关于中国历史的几种主流理论提出挑战，被称为“加州学派”。其主要观点被归纳到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该书成为“加州学派”代表作，出版后迅速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不仅引发英国与中国、日本与欧洲、印度与欧洲的“大分流”，以及日本与中国、欧洲内部的“小分流”、美国“第二次小分流”的讨论，还进一步引发了各类“大合流”“小合流”研究。这些中国学研究成果大大提升了中国学在国际学界的地位。

唐磊：这个问题有一个常规的答案，也是学界一般都能感知到的现象，即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感兴趣，这当然与中国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有关，而且这种兴趣首先是被当代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所吸引。所以，在中国学包罗万象的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也是那些与当代中国发展及其溢出效应有关的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可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这其中中国独特的制度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中国能够为全球治理作出怎样的贡献，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将向哪个方向发展，等等。但我想提示的是，中国学不仅可以因其对象（历史或当代）而区分出汉学和中国研究的不同形态，如果做细微的学术史和个案观察，我们会看到“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的分野。比利时裔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有一本文集就叫《无用堂集》（The Hall of Uselessness: Collected Essays），开篇引用了《庄子·人间世》里的话“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很多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几乎纯粹是出于对这种东方文明的好奇、欣赏乃至热爱。今天无论是智库还是大学里的中国学，不管是出于为国家出谋划策还是为学科添砖加瓦，都显得过于侧重“有用之用”。一方面，中国学日益成为世界的显学，另一方面，中国研究的功用色彩似乎越来越浓厚。当然，也还有很小一部分学者，主要来自历史学和哲学领域，坚持从文明的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致力于发掘中华文明为世界曾经贡献的智慧。

主持人：十年前，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提出的“谭中之问”——“海外中国研究为什么不看中文书”，也被称为“解释中国的话语权之谜”，曾在中国学界引发广泛讨论。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何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中国学话语体系中的能见度与影响力？

李伯重：这个情况确实存在，但也不尽然。据我个人了解，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从加藤繁到中嶋敏、周藤吉之、西嶋定生、斯波义信，再到滨下武志、岸本美绪等，读的中文历史文献都非常多，而且还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例如，成书六巨册的《宋史食货志译注》，是日本宋史学界历时近五十年的集体结晶，该译注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参校《永乐大典》《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出校记近万条，兼具文本校勘、语言翻译、制度考证与跨学科索引多重功能，被誉为“研究宋代财政经济的必备基础设施”。西方著名学者如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孔飞力（Philip A.Kuhn）、包弼德（Peter Bol）、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等，读的中文书不仅很多，而且花了大量功夫对中文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魏丕信及其领导的团队，耗时30年编纂了一部关于帝制时期中国政府行政学研究书目Handbooks and Anthologies for Officials in Imperial China（《帝制中国官箴、指南、公牍评注书目》），全书976页，共收录了1165个条目，涵盖宋代至民国（以明清为主）间的官箴、吏治、幕府、通制、律学、多种政书、公牍等内容。魏丕信每次到北京，都集中时间阅读清代文献，我提出请他到大学做讲座，他都拒绝，说时间宝贵，必须用在刀刃上。平心而论，像这样费时费力费钱的工作，是许多中国学者也未能做到的。

我认为，即使是依赖二手资料和西方理论框架，只要认真去做，也能做出好的成果。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使用二手材料和经济学方法著成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刊出之后，在国际学界、政界都受到很大关注。因此，正确的方式是大家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把中国学推进到更高的阶段。

我个人觉得只要我们自己做得好，能见度和影响力自然就提升了。国际学界看的是成就，如果我们做出的成就不足以让人信服，提升能见度与影响力就是一句空话。

唐磊：谭中先生抛出的问题似乎很尖锐，但不能就此论断中国人自己的研究缺少价值。英语在知识流通中的支配性地位是长期形成的一种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但是，中国研究传统很深的那些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研究系所里攻读学位的中国学生比例很高，过往也有很多毕业生留在当地从事中国研究。华人已经成为改变这些地方中国研究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一定会看中国学界的成果，但如果没有好的译本，引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便。而我们真正高水平的中文成果被翻译为外语介绍出去的比例还很小，像“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样的工程还需要坚持下去，而且一定要把好遴选、翻译和出版各关，要做得更精一点。再就是，中国人研究自己国家，也要有意识地加强比较视野和运用比较方法，把国外的案例和经验得失引过来同中国的进行对照参看，通过加强自身研究的国际性来增加国际学界对我们的研究的关注。

沈桂龙：“谭中之问”是对海外中国研究乃至本土中国学研究更多基于非中国本土观点、视角和素材的批判性提问，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中国学发展还未能在全球中国学发展中取得足够影响力。这和十九世纪专业汉学兴起之后，欧洲汉学家热衷于中国典籍的翻译和研究、掌握汉语被认为是基础性要求的情形有着很大不同。雷慕莎、沙畹和伯希和等法国知名汉学家努力学习并精通汉语，是当时欧洲对汉学家能力要求的一种体现。二战之后的美国汉学界以费正清、拉铁摩尔和傅高义等中国学家为代表，他们掌握中国语言并到中国实地考察调研，与中国专家和在美华人学者深入交流，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学发展得益于中国本土素材、观点和视角的现实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谭中之问”揭示的并非是海外学者阅读习惯的偶然偏差，而是知识生产和话语体系结构性的失衡，中国学更多被视为“研究对象”，而非“知识主体”。

当下，要真正回应“谭中之问”，必须推动中国学在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上的自主建构，实现理论原创，规范学术表达。首先，需要形成由中国经验出发的理论框架，既能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能对普遍性问题提供学理启发。这要求我们不断从自身经验中提炼概念和命题，并用理论化的方式加以表述。其次，需要超越单纯的资料积累或经验叙述，更为注重提出原创性的研究问题和解释模式。只有当本土中国学能够提供的理论视角越来越多，解释力越来越强，才能真正赢得国际中国学界的重视。再次，需要更加注重学术规范和表达。本土中国学的研究成果要重视概念明细，逻辑演进，并通过恰当的语言转换进入国际学术交流语境当中，使成果具备“可读、可辨、可用”的特征。

主持人：“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中国学不仅是“关于中国”的知识累积，也是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如何看待中国学研究的世界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深化世界中国学研究？

唐磊：中国学研究对世界的意义只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才能彰显。美国最高法院大楼东侧门楣上雕刻着孔子、摩西和梭伦，据美国汉学家万百安（Bryan W.Van Norden）介绍，设计者是想用这三个人物来代表美国文明的东方起源。将孔子列为推动人类法治文明的先贤，这种理念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建国者杰弗逊、富兰克林、麦迪逊等人，他们阅读的孔子著述又是经由欧洲传教士翻译并辗转传入英语世界的文本。

对于其他国家其他文明来说，研究中国包括了解中国人自己的研究，给他们带来的是异质文明和异国经验的启发。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通过海外中国学也有多重收获。比如，柯马丁（Martin Kern）说，由于要逐字逐句弄懂，汉学家往往比中国学者读得更慢更细，可以发现容易被忽视的东西。另一方面，海外学者可能误读中国的文本与经验，但让我们感到被误读的那个不同的视角也可能提示我们，原来还可以这样观察自身或者原来我们也可能被这样认知。透过此类镜像，我们对自己的多样性和世界的多样性都会有更好的体察，在处理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会逐渐形成更大的包容度和弹性。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中国学应该是让中国更好地通向世界、融入世界之学。

李伯重：中国是地球村的重要成员，中华文明是人类主要文明之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不了解中国，就很难真正了解世界。进行中国学研究，不仅是中国学者的任务，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学者的共同任务。因此中国学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中国学既然是世界的学问，就必须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通过这种双向视角所看到的中国，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有丰满的外观，这才是一个在人类大家庭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过去中国学者往往以西欧的历史经历为标准来探寻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著名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为我们提出了另一种视角，即以中国的历史经历为标准来看欧洲，从而表明在世界历史的某一时期中，中国历史发展模式也具有相当的“普世性”。过去在国际学界中，中国历史研究处于一种比较边缘的地位。晚近国际学界对于“大分流”引起的热烈讨论，把中国学推到了国际学界关注的中心。“大分流”理论的核心，就是强调要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看中国历史，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类社会发展观。这就是在文明互鉴中深化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沈桂龙：中国学研究的世界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一，中国学是全球性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的研究议程不再由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独占，“去中心化”和“散状热点化”的趋势正在悄然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的格局已见雏形。其二，中国学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中国学可以帮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的发展逻辑，进而将本土经验转化为全球共同讨论的资源。其三，中国学是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思想资源。中国学能够将中国经验与普遍性问题结合起来，为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提供新思路。例如在现代化道路、社会转型、环境保护、文化传承、文明共处等问题上，中国学都能贡献独特的视角和解释框架。

作为文明互鉴之学的世界中国学，其发展的最强大动力在于文化交流和人文沟通。应搭建更多中国学研究全球性学术平台，构建联系紧密的全球中国学研究学术共同体。要为中外学者交流沟通提供更多条件，一方面鼓励海外中国研究的专家来华交流访问，另一方面要鼓励国内中国学者走出去。要给予中国学书籍译介大力支持，既支持海外中国学书籍翻译，也帮助国内中国学著作走向海外。此外，要在国内建立更具全球影响的中国学期刊，吸引世界范围内权威中国研究专家到中国期刊发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