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白手杖节）如期而至。

它不仅是对全球视障群体的关注与致敬，更像一面澄澈的镜子，映照出社会无障碍发展的每一步足迹。

近年来，随着科技迭代加速，“科技如何打破视障者的出行边界”逐渐从小众议题，变为关乎平等与尊严的公共命题：

当导航软件能“读”出红绿灯的倒计时，当网约车自带无障碍设施与语音提示，视障者的“出门自由”是否真的来了？

为探寻这个答案，在第42届国际盲人节到来前夕，我们奔赴武汉，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跟随视障大学生毛凡出门，体验了他的日常出行。

我们不想罗列冰冷的“科技成果”，只想记录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他如何在地铁里辨明方向，如何在网约车中变身为“向导”，又如何在与健视人的互动中，打破“沉默”的标签。

以下是发生在那天的真实故事：

文 | 张公子编辑 | 卓然

见面那天是个晴好的上午，毛凡站在武汉科技大学黄家湖校区门口，手里拿着盲杖与一部贴磨砂膜的手机。

听到我的声音后，他向我发出邀请，声音清亮，“你不赶时间吧？今天我带你体验我日常出行，去兜兜风。”

这是我第一次见毛凡。22岁的他穿着一件白色上衣，说话时会微微侧头，像在捕捉对方的语气。

图 | 毛凡正在叫车

2022年大一那年，毛凡的视力突然开始退化，从课本上的字变得模糊，到最后连同学的脸都看不清。辗转武汉多家三甲医院后，他被确诊为罕见的遗传性视神经萎缩，全球患病率约十万分之一。

失明前，毛凡刚入大学，对未来无限期待；失明后，毛凡休了一年学回到贵州老家，学着“接受自己是一名盲人”。去年他重返校园后，从工科专业转到社会工作，成了这所拥有3.5万名师生的高校里，唯一的视障学生。

“重回学校后，我和新同学们经历了一个磨合时期。”转专业一年来，毛凡与宿舍同学相处虽不再拘谨，却总保持着客气的距离。他理解这份不自在，毕竟失明前，他也从未接触过视障群体，不知道怎么与他们相处。

所以空闲时，他爱出门。他会坐地铁去青山区见原先的同学们，“他们见到过我以前的样子，大家反而能好好交流”；他也爱去参加视障群体的活动，“大家彼此之间不会有顾忌。”

图 | 有老同学的武汉科技大学青山校区，是毛凡经常去的地方

更多时候，他会走出校门叫一辆萝卜快跑，漫无目的在十公里内转转——他在自动驾驶出行平台萝卜快跑app上认证了无障碍认证，平台会指派六代车来接送。

今天，他要带我体验的就是这个。

“你坐过吗？车门打开有提示音，全程都能语音操作。”去年，他作为视障体验官参与了这款车的功能改良，车里的许多功能，都有他提的建议。所以坐上这车后，他不自觉活泼了起来。

图 |知道我是第一次乘坐萝卜快跑后，毛凡详细地向我介绍车里的功能

“同学约我去KTV，都让我叫车，就想坐这个第六代，副驾宽敞，功能又多。”毛凡有点小得意，又说起今年前几天黄金周的事：长春一位病友来武汉复查，检查完后有一天时间游览武汉，结果对方既不去黄鹤楼，也不去户部巷，而是特地来找毛凡，要求体验萝卜快跑第六代车。

后来我们又见到了严炎和彭杰，才发现毛凡的“健谈”不是特例。

严炎在江夏区开了家推拿店，门口挂着“炎艳盲人按摩”的招牌。他是先天白内障，一级视力障碍，说话时语言活泼，笑声爽朗。

除此之外，他还是江夏区盲协副主席，代言过读屏软件。

聊到暑假带15岁儿子去江西旅游，严炎止不住自豪：“儿子就是我的眼睛，我们约好了以后要去好多地方’。”

说话间，他还接了好几个电话，有残联邀请他去彩排盲人节活动的，也有预约来做按摩的，挂了电话他笑着说：“我时间安排的挺满的，都要提前联系我才行。”

图 | 严炎很喜欢在抖音平台上分享日常

39 岁的彭杰也是先天性视神经萎缩，3岁那年发病后失明，但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科技爱好者。2002 年，电脑还没普及的时候，彭杰就用读屏软件学会了上网，并做过靓号生意，前几年还因为朋友说广东机会多，从湖南老家搬去了东莞定居、创业。

除此之外，彭杰还是老家盲人协会的副会长，这几年他活跃在网络上，替残障人士发声。比如之前刀郎演唱会时，有视障朋友称抢不到票，彭杰除了发短视频号召，还特地打印出了一份纸质说明寄给刀郎工作室，希望他们开通无障碍抢票通道。

从他们鲜活的话语里，你很难将“沉默”与视障群体挂钩——当站在熟悉的领域里，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渴望分享，渴望被看见。

既然许多视障者本就鲜活生动，为什么大家总觉得他们“不爱出门”？

彭杰几乎立刻否定了这个问题的前提：“不是不爱，是以前没办法出门。门都难出，谈什么爱不爱？”

他口中的“没办法”，最先横在眼前的是思想的枷锁。这一点，30岁的北漂视障测试员刘文雅深有体会。

刘文雅出生于浙江乡村，3岁因眼疾失明后，“出门”就成了需要“被允许”的事情。家里人要务农谋生，无暇细顾她的日常，加上带个看不见的孩子做事不方便，常把她锁在屋里。

“有时来客了，大人会让我装作眼睛没事的样子，直挺挺地坐着。”后来她视力全无，实在学不会“模仿”健视人的神态了，家人出于安全考量，更是习惯性将她关在房间里，嘱咐她不要出去。

“还有些家庭觉得盲人‘丢脸’，不让出门，”刘文雅解释，先天视障者若没经过专业训练，行为举止难免和常人不同，可家人想不到这些，担心“孩子的笨拙冒犯别人”，干脆把人藏起来。

时间久了，周遭的窃窃私语，渐渐像筑成一道无形的门槛，将许多视障者困在了门内。

比思想枷锁更具体的，是客观条件筑成的“隐形墙”。

彭杰至今记得一次叫车经历：当时他没认证视障身份，想以普通乘客乘车。结果司机停稳后看清他的状态，没等他拉车门就脱口而出“你一个盲人还自己出门？太危险了，我担不起这个责任”，说完便取消订单便开车离去。

“那时我特别愤怒”，彭杰说。可他反映了多次，平台也没办法，只能让他认证“视障”身份后，称通过特殊通道派司机来接送。

可即便后来他认证了视障身份，司机提前知悉情况，乌龙仍时常发生——司机到附近后，总会在电话里下意识问：“你身边有啥建筑？我打双闪呢，你看见没？”

一位开了10年出租车的师傅坦言，自己不愿意接单独出门的视障群体，因为太麻烦，“地图定位精准度就100米，前后范围200米，乘客说不出周围特点，我咋找？万一单行道错过了，还得绕一大圈，不如不接”。

图 | 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彭杰喜欢打“萝卜快跑”，并坐在副驾驶，他觉得圆了自己有“私家车”的梦，因此他每天都坐萝卜快跑上下车。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这个社会本就是为健视人打造的，从一开始就没把他们的需求考虑在内。

萝卜快跑的产品经理唐凤坦言，自己进入这个行业多年，直到去年所在的产品团队刷到盲人博士生黄莺的视频，大家才第一次意识到“用户里还有视障群体”。视频里，黄莺吐槽乘坐萝卜快跑时，因看不见输入框、没能及时输手机后四位密码，导致订单超时车辆开走。

那之后，萝卜快跑着手推进视障出行体验改良，可行业内相关经验几乎为零，团队成员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做开发。

既然“出门”这么难，为什么视障群体还要一次次往外走？

刘文雅的答案很直接：“只有出门，才能打破健视人的误解。”

北漂租房时，中介好心给她找了好几间没窗户的便宜房，理由是“你看不见，有没有窗户都一样”。她愣了愣，耐心解释：“我只是看不见，但我需要阳光，和所有人一样。”

彭杰也常遇类似“善意”：买手机时营业员直接递来老人机，买衣服时被推荐最便宜的款式，理由都是“反正你看不见”。

“这些误解都是因为没接触过我们，”彭杰强调，“不出去让大家看见，误会永远不会消失。”

出门更是为了拥抱“本不该被限定”的可能。

就业上，视障人士常被局限在推拿、算命等少数行业。

彭杰10岁时，家里人急着给他找“出路”，想送他去学算命，“他们觉得‘瞎子就该干这个，好歹能糊口’”；后来他对电脑产生兴趣，周围人又下意识否定：“你眼睛看不见，学什么电脑？”

图 | 严炎的按摩小店，他说很多视障按摩师，一辈子都被困在这样的小店里，白天在一楼工作，晚上就住在楼上。严炎不愿意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经常会出去转转。

对女性视障者而言，路更窄，“在家养到一定年龄就结婚”似乎成了默认轨迹，刘文雅说：“不走出去，就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更重要的是，“出门”是被看见、争权益的第一步。

几个月前，彭杰去办信用卡，因视障被银行拒绝，“他们说‘你看不见，用信用卡太危险’”。他没放弃，找律师咨询，去银行沟通，最终通过网上维权成功办卡，成了那个网点视障领卡第一人。

“现在视障者能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能用上无障碍网约车，都是无数前辈走出去争取来的。”

“如果我们不走出家门，成天躲着，别人永远不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彭杰说。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1700万视障群体。

毛凡却轻轻摇了摇头，对这个数字做了一点纠正，“这是很多年前的统计口径了，像我这样前些年才突发失明的人，其实没被算进去。”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而且需要帮助的，不只是视障者。”

他说的是实话。中国有9亿近视群体在拥挤的地铁里眯眼辨认线路，有因生理退化视野受限的老人在景区对着标识叹气，也有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对着智能导航手足无措。

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视力不便者”，也需要帮助。

而且这些群体往往因生理不便，本身就敏感、自卑，最怕的就是“被特殊对待”——那种带着怜悯的、大大咧咧的帮助，反而会让他们更拘谨。

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支持，是不用刻意解释就能自在享受的便利。

而科技，恰好能成为这种“隐形关怀”的载体。

就像地铁换乘口的颜色指引，不用特意标注“盲人专用”，却能让视障者通过盲文与色块定位，也让高度近视者一眼锁定线路；景区放大的标识牌，不是为老人单独设置，却能让视障者用读屏软件识别，也让老花眼的长辈不用掏放大镜。

这种“无差别”的设计，正是严炎偏爱使用萝卜快跑的原因。

图 | 萝卜快跑可以自动开、关车门，对许多视障群体来说，便捷度极大提升

“以前出门多靠朋友陪，或者要经常麻烦别人问路，全程把‘谢谢’挂在嘴边，生怕哪句话让对方不耐烦，”他说，“可坐萝卜快跑时，不用刻意解释自己的情况，不用时刻紧绷着说感谢，反而找回了自在出行的松弛感。”

而彭杰更是在5个月的时间里，乘坐萝卜快跑超过140次。

图 | 严炎展示如何用AI模型工具充当自己的“眼睛”，通过其内置的识图功能，他不用再每次要吃药前，就打视频给朋友，让对方帮自己“辨认”药品名称了。

彭杰对AI科技的依赖也源于此。“以前别人总说我看不见，这些事做不了”，现在他用网购、出门点菜、认路，依靠语音指令和AI交互就能完成，不用麻烦别人。

这种“自己能行”的底气，正是科技赋予的。而这份底气，又渐渐转化成了更具体的期待。

毛凡有时会畅想：“如果以后能有外部接口，把摄像头捕捉的画面传进大脑，我们是不是也能‘看见’蓝天和绿树了？”

严炎的期待则更接地气：“希望萝卜快跑能开到更多城市，我想去成都吃火锅，去西安看城墙，坐自己叫的车逛遍全国。”

这些朴素的期待，也曾将产品经理唐凤从惶恐中拉出。

在萝卜快跑第六代车无障碍功能上线前，唐凤担心设计不贴合需求；直到一位视障体验者反馈“谢谢你们用平常心对待我们”，她才松了口气，在她看来，“最好的科技，是让人们察觉不到‘无障碍’的存在，却能在需要时实实在在享受到便利。”

说到底，每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城市发展与尊严的权利。

而科技的温度，正在于为这份权利筑牢支撑，让每个生命都能在包容的世界里，自在生长，满怀期待。

十年前，我曾陪另一位视障朋友走过武汉的街道。

图 | 当时我们在武汉盲校里

记忆里最清晰的，是他手中盲杖敲击地面的“嗒嗒”声，像在陌生世界里试探节奏。

我走在他身侧，眼睛紧盯路面，遇到台阶要提前说“小心，有台阶”，看见来车赶紧拽住他的胳膊。他有些无奈地说：“没有健视人的陪伴，我没办法出门。”

十年后重走同一条路，许多细节发生变化。

城市盲道不再被杂物占用，路口有了语音提示红绿灯，手机里的导航能精准到“前方右转”。

但我也清楚，改变还不够——仍有许多视障者出门需要家人陪同，他们依旧深陷在外界的误会里。

幸好越来越多力量投入其中。

严炎说，20多年前，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公交能到的地方，“那时候觉得武汉太大了，走不完”；现在，他能坐萝卜快跑去江滩、去东湖，去以前不敢想的地方。

“萝卜能到的地方，就是我的自由边界。”他笑着说，希望这个边界能再大一点，大到装下所有想去的城市。

10月15日的国际盲人节，从不该只是一天的热闹。

它更像一面镜子，照见城市的包容度，也照见每个人是否愿意多走一步：设计产品时多问一句“视障者能用吗”，规划道路时多留一条畅通盲道，遇到视障者时多问一句“你需要什么帮助”，而非想当然地“替他决定”。

就像毛凡说的：“我们不需要被怜悯，只需要被看见。”

这十年，我们打开了一扇门，门后是视障者渴望的“出门自由”；未来，愿这扇门越开越大，让每个生命都能在阳光下，自在走向想去的地方。

（应采访者需求，部分采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