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的产能版图正在经历一系列看似细微却值得关注的重构。吉利计划租用上汽通用位于沈阳的北盛工厂，长安深蓝接手北京现代重庆工厂，岚图收购武汉云峰汽车工厂，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串联起一条清晰的脉络：在新能源汽车市场迅猛增长与传统燃油车市场收缩的“冰火交织”下，一场以租赁、收购、战略合作为核心的产能流转进程正在加速。那些曾经沉寂的厂房与生产线，正被重新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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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巨变，推动产能流动

产能流转绝非偶然，而是市场、政策与企业战略多重压力下的必然选择，其核心驱动力源于供需结构的错位，这种错位在近年来愈发凸显，成为推动产能流动的关键引擎。

从市场层面来看，当下汽车行业正经历一场剧烈的“动力切换”。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而传统燃油车市场份额持续萎缩，部分品牌的燃油车销量甚至出现断崖式下跌。

市场此消彼长，导致产能出现两极分化：一方面，部分合资品牌与弱势自主品牌的大量燃油车产能闲置，许多工厂不得不面临减产、停产的困境，闲置的厂房与设备不仅无法创收，还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头部自主品牌与新能源品牌订单量持续饱满，现有产能即使开足马力生产，仍无法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消费者提车周期不断拉长，部分热门车型的交付周期甚至超过半年，这无疑制约了企业的市场拓展步伐。这一情况为产能的流转创造了最根本的市场前提。

具体案例更能直观展现这一现象。今年11月消息显示，吉利汽车计划租用上汽通用位于沈阳的北盛工厂，究其原因，是为缓解旗下银河品牌因销量快速攀升而面临的产能压力。此前的7月，岚图汽车完成对武汉云峰汽车工厂的收购，岚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博晓在一场行业活动上明确表示，由于持续涌入的FREE+订单以及保障接下来新品的生产，岚图已启动第二工厂（云峰工厂），且将第一工厂（黄金工厂）的产能优先给到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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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也在产能流转中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国家产业政策持续强调严控新增传统燃油车产能，鼓励通过兼并重组与产能合作提升产业集中度。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盘活存量工业资产、避免重复建设，本身即符合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使得存量优化路径在政策层面获得更多支持。

地方政府的积极助推也是关键合力。大型工厂的关停直接影响地方就业、税收与产业链稳定，盘活闲置资产、引入新的优质市场主体，成为实现经济维稳与产业升级的现实需要，从而形成了供需两端协同推进的局面。

从企业自身看，这更是一种务实的战略进化。面对技术快速迭代与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重资产新建工厂的巨额投资与漫长周期意味着巨大风险。相比之下，通过租赁或收购获取现有产能，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经适应性改造后）形成产出能力。这种“轻装上阵”的模式，使企业能更敏捷地响应市场变化，并将宝贵资源聚焦于研发、品牌与渠道等核心环节。

吉利汽车在回应租用上汽通用北盛工厂相关事宜时就明确表示，公司将“尽最大可能利用各地剩余产能，不再建设新的汽车生产工厂或扩大现有工厂产能”。此举不仅是对市场需求的灵活应对，也体现了在产能过剩背景下，车企从扩张新建转向盘活存量的策略。

多元路径，激活沉睡资产

在市场与政策的双重驱动下，企业在实践中已探索出几种主流的盘活模式，各具特色。

租赁改造模式是当前最灵活、最快速的路径。以吉利租用上汽通用北盛工厂为例，其核心在于“轻资产”运营：承租方支付租金获得厂房设备使用权，并投入资金进行以“油改电”为核心的产线改造。这种方式资金门槛相对较低，决策流程快，能迅速补充产能缺口，非常适合应对明确的阶段性产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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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整合模式则意味着更彻底的控制与更长期的布局，岚图对武汉云峰工厂的收购便凸显了这一特质。斥资7.23亿元获得完全产权后，岚图能够对这座具备完整五大工艺、年产能15万辆的工厂进行深度定制化改造，使其完全融入自身的生产体系和质量标准。这种模式投入更大，但控制力最强，适合企业进行核心制造基地的长远战略布局。

事实上，收购整合模式在行业内已有诸多成功实践。2021年，理想汽车斥资60亿元收购北京现代位于北京顺义区的第一工厂，并展开全面改造。一期改造完成后，该工厂迅速形成年产10万辆电动汽车的产能。相较于从零新建工厂，接手现成工厂并改造的模式，让理想汽车得以更快推进产能扩张，而拥有完整所有权的自有属性，也为其开展深度定制化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例如工厂搭载理想自研的Li-Mos智能制造操作系统，成功实现高度自动化与柔性化生产。

相较于前两种聚焦资产本身的模式，战略合作模式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资产交易范畴，迈向了技术、产能、市场资源等多方面的深度绑定与共享。在当前汽车行业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这种模式的价值在企业国际化拓展过程中愈发凸显，为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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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布局尤为经典。奇瑞并非简单建厂，而是与当地EV Motors公司合资，共同投资约4亿欧元，重启了日产关闭的工厂。奇瑞输出技术平台和车型，合资公司则负责生产，并复兴了西班牙本土的EBRO品牌。这种“技术入股、品牌共生”的模式，不仅利用了欧洲的闲置产能，绕开了潜在的贸易壁垒，更通过创造就业、融入本地，实现了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入海”的跨越。

挑战与博弈，同时存在

诸如以上的产能流动固然具有积极意义，但需明确的是，一方面，综合行业数据来看，仍有大量传统燃油车产能处于被动闲置状态；另一方面，产能“再循环”之路并非坦途，每一步都伴随着复杂的挑战与多方博弈。

技术与改造成本是企业在盘活存量产能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难关。将成熟的燃油车生产线改造为适合新能源汽车生产的生产线，绝非简单的设备更换，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汽车制造的方方面面。

例如在制造工艺方面，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在车身结构、动力系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对冲压、焊接、涂装、总装等工艺进行全面调整和优化；质量标准方面，新能源汽车对安全性、可靠性的要求更高，尤其是电池系统的质量控制，需要建立新的质量检测标准和流程；厂内物流方面，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物料，特别是电池等大型部件的运输和存储方式与传统燃油车不同，需要对厂内物流路线和仓储设施进行重新规划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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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安置与社会融合是必须跨越的关口。原工厂员工的转岗、再培训或协商安置，关系到社会稳定与企业社会责任。新老团队在企业文化、技能体系与管理模式上的融合，也直接影响新产能的启动效率与生产质量，处理不当可能衍生长期隐患。

合作模式的稳定性面临着复杂的市场考验，这是产能流转过程中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无论是租赁模式还是战略合作模式，租赁或合作协议的长期有效性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市场波动来看，汽车市场需求具有较强的周期性和不确定性，一旦市场需求出现大幅下降，承租方可能会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导致其无法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租金或维持生产，从而影响合作的稳定性；从合作方战略转向来看，随着企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合作方可能会改变对产能的需求或业务布局，例如出租方可能会因为自身业务发展需要收回闲置产能，合作方可能会终止战略合作转而寻求其他合作伙伴等；从商业利益分歧来看，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可能会在利益分配、成本分摊、市场开拓等方面产生分歧，如果这些分歧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可能导致合作破裂。

因此，建立清晰且富有弹性的合约框架与互信机制至关重要，合约中需要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利益分配方式、风险承担机制以及应对市场变化和战略调整的条款，同时双方需要在合作过程中加强沟通与协作，建立长期稳定的互信关系，以保障合作的可持续性。

产业生态，悄然变化

这场持续的产能流转，预计将从多个维度深刻重塑中国汽车产业的竞争格局与未来生态。

其一，产业集中度加速提升。优势企业依托资金、技术与市场优势，能低成本整合闲置工厂等优质存量资源，扩大规模、摊薄成本以强化竞争力；而缺乏核心技术的弱势企业，其老化、区位劣势明显的闲置产能难以被接纳，将加速退出市场。“马太效应”下，行业资源向头部集聚，高效抗风险的产业格局逐步形成。

其二，企业核心能力评价标准重构。过去“产能规模”是车企实力核心指标，如今竞争焦点转向“产能获取与整合效率”——包括精准评估闲置产能价值、高效完成“油改电”改造、联动上下游实现供应链协同，以及全球范围内整合优质产能等。这些“软实力”已取代单纯的“硬资产”投资，成为竞争关键。

其三，供应链网络开启动态重构。如今，汽车产业链供应链虽正不断优化升级，但“链式特征”仍然存在，这决定了零部件企业与整车厂的深度绑定，当闲置工厂通过“再循环”重启或向新能源集群转移时，电池、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会跟进布局以降本提效。依赖燃油车的零部件企业若无法转型将被淘汰，最终推动传统供应链集群收缩、新能源导向的新型集群加速形成。

其四，为全球化提供“战略杠杆”。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中国车企通过海外产能合作（如奇瑞、零跑的海外合作）重启当地闲置工厂，可规避关税壁垒、贴近市场需求，同时输出技术与管理经验，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技术+体系出海”的升级，以更低成本、更小风险深度融入全球产业生态。

盖世小结：

闲置产能的“再循环”，是一场由市场内生驱动、在政策框架下展开的产业自我革新。它标志着中国汽车行业正摒弃粗放式规模扩张的旧范式，转向更集约、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存量优化新发展观。

这个过程固然伴随着技术整合与资本博弈的阵痛，但它确实为系统性化解产能结构性矛盾、提升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现实的出路。它并非万能灵药，而是产业在迈向成熟、构建全球竞争力过程中，必须掌握的一套“存量时代”的生存与发展智慧。

当旧厂房为新产品再度轰鸣，响彻的不仅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坚定足音，更是一个成熟产业面对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务实精神与创新活力。闲置产能，正在找到它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