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内容，由播客「半拿铁」的中国互联网故事系列的文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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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中官旧址寻常见，硅谷新声起海淀

如果说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中国已经有科技公司成为巨头，在新千年到来之前就能一年营收大几十亿，大家可能都有点不太相信。

这家公司跟今天的很多科技公司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先聊中关村。中关村是何时有这个名字的？1953年。名字来得很好玩。中关本来是「中官」，即太监。相传此地曾是太监的坟茔或庄园，故有「中官坟」之称 。同时还有个说法，此地曾是古永定河故道，形成河湾，故有「中湾村」之名。

在民国时期，一般都用中官屯的名称，一直到 1953 年。

在建国之初，1949 年 6 月，中央决定筹建中国科学院，同年 11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郭沫若任首任院长，中官屯被定为永久院址。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中华地理志》编辑部迁至此地，在印制信封信笺时，工作人员依据口头传递的谐音，把物理所南墙上书写的「中官屯」误写为「中关村」。

等信笺印出来才发现有误，那时候纸张贵，为免浪费，将错就错。另外，「中关村」三字原本就比「中官屯」更为优雅，逐渐获得普遍认可。

那时候中关村还没有科技属性，真正被认为是「中国硅谷」则跟一位老前辈有关系：陈春先。

陈春先 1934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51 年进入四川大学物理系学习，53 年公派到苏联留学，1959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

回国后，进入中科院物理所，主导核聚变研究，1974 年成功建造中国首个托卡马克装置CT-6（利用磁约束实现可控核聚变的环形实验装置），填补国内空白，并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一等奖。后来还发起和建设了合肥的核聚变基地。

文革结束，中科院在 1978 年评聘了破格提拔的第一批正研究员（教授级），其中包括陈景润、陈春先。

1980 年代，官方组织了很多专家去国外考察。作为科研人员，陈春先曾经访问过美国硅谷，深受启发。

他认为，中关村完全具备成为「中国硅谷」的条件：这里有中国最好的大学（旁边就是北大和清华）和科研院所（中科院），有大量的科技人才，缺的只是一个允许知识分子创业的环境。

他不光到处号召大家搞创业，还以身作则。不光「忽悠」别人，自己也下海。

1980 年 10 月 23 日，这是一个载入中国科技企业发展史的日子。这一天，陈春先借助北京市科协和学会的渠道，在中关村创办了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技术服务部是那个年代公司名称的特色。

陈春先大胆宣布了开办「硅谷公司」的设想，并提出「不用国家资金、不占体制编制，自由组合人员、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二不四自」原则。这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民办机构。

而 1980 年 10 月 23 日，也被认为是真正的中关村诞生日。

陈春先成了当时的名人。硕大的头颅，蓬乱的稀发，矮胖的身材，斜背着书包，卷起的裤脚管一边高、一边低，浓重的四川口音。很邋遢的形象，远近闻名。据说，当年中关村有的妻子吐槽丈夫的脖领子太乱，会一边整理一边抱怨：「看你，都快成陈春先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国家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感召下，一批科技工作者纷纷冲破旧有束缚，走出科研院所创业。

他们有的辞去公职，有的停薪留职，更有甚者业余时间开办公司，探索把技术商品化。中关村逐渐出现了各种电子科技服务部、技术开发公司，在科学院院所和高校门口摆摊设点，提供电子元器件、仪器维修、计算机软硬件等服务，吸引全国各地客户云集。这种自发形成的科技市场，被人们称为「电子一条街」。

那会儿中关村到处都是推着小车满街跑、叫卖电子元件的下海人员的景象。街上叫卖声此起彼伏。

而负面评价也很快出现了，有人说，这是什么电子一条街，这是「倒爷一条街」。说实话，这个说法在当时也没太冤枉人。中关村上大家就是靠倒买倒卖发家的。为什么可以倒并且有利润呢？这跟当时国内的价格双轨制有关。

那会儿大家确实尝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甜头。那会儿社会上常说的一句话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不是个比喻，是真实情况。北京街头卖茶叶蛋的摊贩，当时月收入可达 300-500 元，而 1980 年北京月均工资约 51 元。这也被称为脑体倒挂现象。那会儿《中国青年报》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最后三名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

国家也关注到了这个情况。那会儿出现了科研人员周末到企业提供兼职的技术服务赚外快的现象，被称为「星期六/天工程师」现象。

更关键的问题则是，那时候科研机构都大锅饭，这问题相当严重。 1980年代初期，全国科研经费 80% 以上由政府承担，但仅有不到 10% 的成果实现产业化。这是严重的断层。另外，1980‑1985 年间，全国共批准 8500 名科技人员赴海外研修，其中逾三成滞留不归。国内的科研机构留不住人，很多就是限于物质条件实在太差。

国家就决定推动一把。1980 年虽说是中关村的诞生日，1985 年才是中关村成为中国硅谷的真正元年。国家于 1985 年 3 月正式出台《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科研人员纷纷下海。

中关村推动了以微电子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全国最大的计算机及其元器件市场，从 1984 年到 1987 年，销售电脑产品达４亿多元。

根据 1988 年 3 月 12 日人民日报，电子一条街企业营业额自 1984 年的1800 万元增至 1987 年的 9 亿元。

在 1987 年 12 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牵头，国家科委等七个单位共同组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148 家民营科技企业进行了深入调查，行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

1988 年中关村迎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视察。1988 年 5 月 10 日，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同意设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具体政策方面有了很多优惠，主要是很实际的财务上的优惠。

在税收方面：新技术企业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出口产值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率可进一步减至 10%，新办企业自开办之日起，三年内免征所得税，第四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以自筹资金新建的技术开发生产、经营性用房，五年内免征建筑税。

金融方面：银行每年提供专项贷款用于试验区企业发展和建设。

外贸与海关方面：试验区内可设立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公司；符合条件的新技术企业可授予外贸经营权，出口创汇三年内全额留给企业；用于新技术开发的进口仪器设备，五年内免征进口关税。

人才与经营自主权方面：鼓励科研单位、学校和企业中的科技人员到试验区内企业兼职、创办或承包企业；允许企业自主招聘各类人才，包括大专以上毕业生、研究生、留学生和外国专家；新技术企业开发的新产品可自行制定试销价格；免缴奖金税。

财政方面：试验区内新技术企业所缴各项税款，以 1987 年为基数，新增部分五年内全部返还给海淀区，用于试验区的开发建设。

没有喊太多空口号，几乎都是跟财税方面的优惠直接相关的。

这就是中关村正式成了今天中关村的开始。后来的科技企业和互联网企业都在这如火如荼、雨后春笋。

（彼时的中关村已是电子一条街）

接下来要聊聊企业了。类似陈春先的下海创业相当多。

1984 年，中科院计算所的人事处副处级干部，已经 40 岁了，决心下海，在所长曾茂朝的支持下，跟其他 10 名研究人员一起创业了。计算所拨了 20 万元资金，还免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场地：传达室。

11 个人挤在 20 平方米里，什么生意都做过，有时候都摆摊卖电子表、旱冰鞋等等。这个人叫柳传志。到了 1988 年开始基于自己的汉卡业务生产电脑，并且也有了公司名字：联想。

（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是联想的起家之处）

也是 1984 年，北京大学成立「科技开发部」，1985 年改为北京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公司非常「庞大」，有 3 个人，3 万元的启动资金。1986 年，未来的两院院士王选的团队，在学校里研发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而借助公司的运营，开始做相关的中文数字印刷产品。1991 年，北京大学科技开发公司，开始使用「方正」作为品牌。

联想、方正，都是当初典型的企业。不过在他们崛起之前，当时中关村最火的公司组合，叫「两通两海」。当初说出来，就跟今天说 BAT 一样响亮。

两海之一的京海公司，1983 年由王洪德创办。

王洪德是计算所的工程师，在离开中科院时的申请里，他的那句话特别经典，成为中关村的历史痕迹，被称为「五走申请」：无论什么方式，调走，聘请走，辞职走，开除走，只要能出去，都行。

京海公司最初专注于计算机机房工程设计与施工，填补了国内机房环境控制技术的空白。公司曾为中央电视台、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提供机房解决方案。鼎盛时期过后，在 1990 年代后期，陆续被淘汰了。一种说法是，因为主要做工程，有点像今天所谓的外包团队，没有积累下核心技术。

两海之一的科海公司，1983 年由中科院物理所陈庆振等人创办。

科海公司早期获得北京市科协支持，聚焦技术转移和孵化，曾帮助科研院所完成 27 项技术合作，创办新技术实验厂并开展职业培训。但受制于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的问题，后期难以适应市场竞争，逐渐转型为技术服务公司，逐渐没落。

两通之一的信通公司。1984 年由中科院计算所、科仪厂、海淀区供销社等联合成立，是中关村早期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代表。主营计算机销售和系统集成，信通倒是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但可惜，1987 年因涉及走私电脑芯片被查处，成为中关村首个因法律问题解散的知名企业。

而我们的主人公，终于到登场了，也就是两通两海的最后一个：四通。

第二回 四季青苗初雨露，中文打字开新篇

万润南（中科院计算中心工程师）、沈国钧（北大数学系毕业生）、王安时（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等人，刘海平、崔明山、万达邦（万润南之父，负责财务）、段永基一共 7 个人，决定放弃「铁饭碗」，下海创业。

其中万润南是关键人物，他是中科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1980 年就去过日本，为了给所里进口计算机。这一年他也 39 岁了。他是江苏宜兴人，从小家境不错，一直视野开阔、很有想法。他的视野开阔有一个原因在于他的岳父是李昌，当时的中纪委书记，也在中科院做过书记。有次万润南作为岳父助理去了一个讲座，大受震撼，那是中国高级行政领导人员计算机应用研讨会，只有几十个部长和北京上海两个市长去了，讲课的人是刘英武，是 IBM 的高管，当年跟王安齐名的科技领域的华人领袖。当时有一种说法：「全球 IT 办公系统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里」，指的就是刘英武和王安。这就跟今天说，全球的芯片产业掌握在三个华人手里一样。

万润南涨了见识后，认为大有机会，碰到几个志气相投的，就开始创业。

创业初期，团队没有启动资金，找到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由其牵线联系四季青乡乡长李文元。四季青公社同意借出 2 万元，并提供办公场地（线路板厂内两间房）。公司成立，李文元是董事长。

为了体现四季青，公司名字里有个四。叫四通，寓意「四通八达」。英文名 STONE ，既是石头，也体现作为「铺路石」的觉悟。

按照当时的规定，民营企业必须挂靠在某个单位下面，四通就挂靠在四季青乡政府名下，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不过，一年后，当四通开始盈利时，乡政府就急着要求还清借款，因此也就失去了持有四通股份的机会。

对于这些从体制内出来的创始人们，条件十分简陋。他们白天跑市场、谈业务，晚上研究技术、制定计划。没有暖气的冬天，得围着煤炉取暖；没有食堂，就轮流做饭。公司成员除了他们，还有一些是前面提到的，兼职星期天工程师。

1984 年 9 月，四通门市部开业，开始销售微机等电子产品，其实严格来说也是倒买倒卖。微机说卖就卖？能卖好吗？真别说，四通卖得属于开门红，让人眼前一亮。这是表面意义上的眼前一亮。那时几乎所有的商店都是破破烂烂的，而四通的装修很不错，吸顶灯、大玻璃、外加漂亮的窗帘，与周围的企业形成鲜明的对比，像是香港或深圳的企业。

四通也不光卖现在常见的产品，也有创新。四通的技术人员发现，当时进口的打印机都是英文的，不能打印中文。如果能够对打印机进行改造，使其能够打印中文，将会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经过努力，四通成功改装了日本的 M-2024 打印机，使其能够打印汉字。之所以选择日本的打印机，也跟日语里有汉字有关系。

1984 年，四通成立仅半年多，就实现销售收入 900 万元，盈利 143 万元，非常夸张。万润南回忆说，他们是中关村唯一一家缴所得税的公司。

1984 年底，四通火了以后，中国科学院 12 个科学家写信给领导，举报四通。他们表示，四通怎么这么短时间挣这么多钱啊？肯定不正常啊。科学家们说，四通肯定是盗卖国家资产，走私贩私，然后套汇。

这个事儿闹得挺大。

北京市开始组织核查。调查组在报告中认为：公司普遍存在擅自定价违反物价政策的问题。商品一般加价 20% 至 60% ，有的加价还高些。四通公司去年进口 1300 台 M-2024 打印机，每台 500 美元，加上关税等费用每台成本合人民币 1800 余元，自定销售价格每台 4100 至 6900 元，已销出 986 台，盈利 171 万元。

万润南反驳说：同样的机器，为什么四机部（即后来的电子工业部）的公司卖 9000 元是合法；而我们卖不到一半的价钱却是非法？更何况，其中还有我们开发的软件，难道软件不值钱？

物价局官员则表示：因为他们四机部是部级单位，自己有定价权，所以他们卖多少都是合法的。而你们没有定价权，商品定价必须由北京市物价局来规定。

北京市查了9个月，其它的罪行都没有，最后还是根据物价法罚了 100 万。当时中国法律规定，任何商业企业进价和出价之间的加价率不得超过20%，超过 20% 就算违法。

1985 年 9 月 25 日上午，万润南和王安时最后一次去北京市物价局，才谈成了妥协方案：今后的物价，由四通自己根据市场情况定价后报备北京市物价局，物价局不提出异议，即为合法。但四通要上缴 50 万元，作为以前没有及时向物价局报备的罚款。这就给四通今后的发展留了一条生路。

四通活了下来，但也意识到了，确实不能光靠倒买倒卖，这不是持久之计，还得有自己的技术创新。

1985 年一个关键的工程师加入四通了，他叫王缉志。

王缉志父亲王力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1957 年，年仅 16 岁的王缉志考入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1963 年大学毕业后，王缉志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

直到 1971 年，王缉志才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丰台区的冶金仪表厂当工人。1973 年，王缉志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被调到刚成立的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从事计算机研究。1976 年到 1979 年，他参与了「武钢一米七热轧工程计算机控制」全国重点项目。1979 年底，为了参与宝钢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王缉志被派往日本学习。由于国家财力所限，宝钢二期工程被推迟，王缉志不得不从日本撤回。

在这种情况下，王缉志开始关注微型计算机的应用。他意识到，随着微机的普及，中文信息处理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

芝麻掉到针眼里——巧了，王缉志有一天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遇到了四通的联合创始人王安时，他们是老朋友，聊着聊着，王安时就说：要么来四通干吧。

王缉志起初还是犹豫的，毕竟没有公费医疗了，没有工龄了等等。最后反复思索，还是决定离开单位。

1985 年初，王缉志正式加入四通，担任总工程师，负责打字机的汉化工作。

说到打字。为什么中文难呢？显而易见，英文打 26 个字母就行了，而中文是偏旁部首，部首很多、部首大小不一、组合方式千变万化，机械打印机很难实现。很多前辈在做汉字打印机的路上前赴后继。

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嘲笑中文打字机的外国讽刺漫画。虽说是嘲笑，也确实是现实问题。

有一本书《中文打字机》，作者墨磊宁，讲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林语堂老先生开发出来的明快打字机，整个过程花了 31 年时间。明快打字机通过 6 个大滚轮嵌套小滚轮的结构，支持 9 万汉字检索，输入时仅需输入坐标即可定位字符。

可惜明快打字机的生产成本太高，无法量产，再加上战乱，就没有真正商用。林语堂光制作样机花了 12 万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工人 200 年的收入。他当时抵押房产，到处借钱，甚至借到好朋友知名作家赛珍珠那，导致后来全家都资不抵债。不过功不唐捐，明快打字机的设计影响了五笔字型输入法的设计，也启发了很多后来的打字机。

（照片中是林语堂与女儿林太乙）

建国后也出现过中文打字机，比如天津红星工厂文化牌打字机、上海打字机厂万能牌打字机、飞鸽牌打字机、双鸽牌打字机等。这些打字机，的确就是把常用字全部列在键盘上了，打字速度依旧快不起来，非常熟练的打字工的打字速度不能突破每分钟五十字 。12 个大字形容：效率低下，噪音很大，十分拉胯。

在四通成立的时候，全国人民都还在用这样的打字机。

其实在早年间，认为需要放弃汉字的、观点极端一些的知识分子，就是拿这个举例子的：汉字影响我们的现代化。1980 年的《语文现代化》丛刊里说道：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

那时候计算机出现，没有适配，无法处理汉字，或者说，性能也不支持开发处理汉字的系统。于是这种观点认为，拼音才是数字化的未来。今天当然不好理解，站在当年，也是符合逻辑的一种观点。

要开发汉字大字系统，难度是非常大的，举个例子，当时的计算机只有 256 个字符，就能流畅使用英文系统了。

但常用的 6726 个汉字，要实现在DOS系统里，就需要 512k 左右的内存容量。在 1984 年划时代的苹果公司的 Macintosh ，内存才只有 128k。

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汉卡。有朋友可能知道，这是联想的总工倪光南院士创造的，这是一个外挂硬件，有点像今天显卡的外挂硬件，用来玩游戏或者跑模型。汉卡插到电脑上去，英文系统的电脑就能使用中文了。

但是，汉卡还有个问题，就是贵。不是汉卡本身贵，而是如果你的需求是处理文字并且能够打印，那电脑+打印机+汉卡，加起来的全套就很贵。举个例子，用电脑加上那时知名的汉字处理系统 CCDOS，全套至少 2 万多块钱。

这时候需求就来了：能不能便宜一点，不要完整的系统，只保留处理文字的功能。王缉志考虑的就是这个。

这就是电子打印机。

王缉志带领团队，从零开始做，汉字需要一个字一个字摆放输入，1616 的像素点阵，挨个拼出来，相当于自己造了一个汉字字库出来。

字库有了，还得有输入法。那个年代没有输入法，也得自己从零做。于是团队又用拼音搞出来一套输入法。

另外就是机器：有没有办法成本更低使用汉字呢？依然选择了日本的机器，四通开始跟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合作。

1986 年 5 月 16 日，四通成立两周年之际，第一代 MS 系列文字处理机 MS-2400 正式推出，这是中国计算机历史上重要的一步：汉字真正能在计算机设备上运行了。

官方的说明是：MS-2400 采用了当时先进的点阵打印技术，配备了智能化的中文输入系统，可以方便地输入、编辑和打印中文文档。

这台机器，除了拼音输入法，还配置了王永民博士的五笔输入法。五笔在智能拼音输入法出现之前，一直是最主流和高效的输入法。

这台打字机震惊全国，迅速爆红。

日本三井方面的评价是，这个机器哪怕放到日本都是很先进的。万润南也说：四通打字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创举。

这话也真不算是太过夸张。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说：外国有人人都能使用的打字机，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中国人整整丧失了一个机械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四通打字机开创了中国语词处理的新纪元。

1987 年 5 月 16 日，四通又推出了升级版的 MS-2401。这是在初代接触上迭代出来的一代神机。屏幕更大了，之前只能显示一行，现在可以显示 5 行。也增加了多种字体。增加了软盘驱动器，随时能拷走。输入法可选，甚至能自己安装。

很多科技公司的业务主管都有两个角色：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王缉志显然是主内做产品的，而万润南安排给王缉志的主外的人，叫段永基。段永基既是项目经理，也是他的产品运营。在段永基的运营下，MS-2401 定价 13500 元仍然供不应求。这部神机，活活卖了 10 年，在这 10 年间，几乎垄断了打字机市场。

效率而言，四通的电子打字机，一个熟练的操作员每分钟可以输入 60-80 个汉字，而且可以随时修改、存储和打印。可以理解，这就是一台 Word 软硬件一体机。文字不光能打出来了，还存储下来，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数字化，很多企业的数字化从这开始的，文件不用再用堆积成山的纸张来存档了。

四通在 1986 年的销售额达到 1 亿。1986年，四季青乡在海淀区中关村为四通公司解决了 4.5 亩的用地，建设了四通公司大楼。北京四通集团公司成立，注册资金 1 亿元。

当时有多厉害呢，甚至要「倒反天罡」了。

1985 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要求科研机构都拥抱市场。我们可以想象是很震荡的年代，不过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到，会震荡到什么程度。那会儿，大家已经在讨论，中科院计算所本身是不是还有价值，是不是还应该存在了。

也是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才发生了前文提到的，当时的曾所长，给柳传志资金和工作场地的事情。

曾所长是积极拥抱变化的，推动大家都自己探索。但是更上层的领导想的是：咱们彻底一点儿吧，直接把计算所承包给四通。没错，就是直接让一个民营企业承包计算所。

万润南大手一挥，提出了条件：遣散计算所 90% 的原有工作人员，仅保留核心团队。

曾所长对此比喻为：「这不就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拿到街上给卖嘛！」，他认为四通的方案是对科研机构尊严的践踏。

这次就没有谈成。不过后来计算所的确给联想托管过一段时间，柳传志是做过计算所的兼职所长的。

这里能看得出来万润南的风格，雷厉风行，而且很讲排场。排场方面还有别的体现。1986 年 12 月 24 日，四通在中国大剧院举行 300 多人的公司大会，万润南给新部门的主要干部颁发聘书。

1987 年上半年，公司人员剧增， 四通准备租用友谊宾馆整整一层开阔的大厅，作为总部办公室。对话会上，有员工提出了质疑：「万总，听说公司要花 40 万元/年租用豪华的友谊宾馆办公，这是不是太奢侈了？」万润南说：「不奢侈。如果我们一分钱也不挣，那么租一间茅草房也是奢侈。去年我们销售了 1.1 亿元，用营业额的千分之四来租一个办公的地方，应该说是非常节俭了。公司大了，人多了，公司需要有与之规模相称的对外形象，人员需要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这样我们才能为顾客提供第一流的服务。」

1987 年，在海淀区政府的一次会议，万润南碰到柳传志，还跟区领导介绍：「他们尽管现在还比较小，但今后可能不同凡响。」而柳传志比万润南还要年长 2 岁。

万润南也很爱讲大实话。早期四通公司有不少他的亲戚：父亲万达邦，弟弟万荣南、储忠，妻子李玉。有人就问：「听说你们公司是家族企业啊。」

万润南的回应是：「我们 1984 年出来办公司时，没有人相信我万润南，只有我的亲属和我的同学相信我。尤其 1985 年人家来查四通的账，四通面临倒闭的危险，一些人退缩了 ，只有他们留下了。今天四通好了，我只能合理地使用他们，总不能把他们赶走吧？」他提到的查四通的账，就是前面提到的，四通公司差点走不下去的事件。

四通在风头正盛的时候，争议是不断的。1988 年，经济日报出现了一个读者的问题，问的都是很敏感的问题。万润南亲自回复了五条，登载在经济日报上，在当年引起了大讨论，是对民营企业主题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这里摘录一部分。

第一条，四通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万润南：四通是公有制，我们是股份制公司，全体同仁共同持有公司股份，这是真社会主义企业。

第二条，四通是倒爷，还是产业？万润南：我们有开发生产流通服务整体的产业，我们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希望。钱学森同志亲口跟我说，美国有两支队伍，一支搞技术开发，一支把科技成果商品化，我们历来没有第二只队伍，现在你们来了，太好了。

第三条，四通是国产化，还是万国化？万润南：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才是关键，国产化不是当前阶段的重点。美国福特公司的汽车就是世界车，它在美、英、法装配，零件在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日本和巴西生产。IBM的微电脑更是众所周知的万国牌。怎么美国人不批评他们的非国产化呢？

第四条，四通是钻空子还是把政策用足？万润南：国家没给我们投资，没拨钱，没给我们原材料，都是我们自己发展到今天的，我们只是享受了一些中关村的优惠政策，这个政策所有高科技产业公司都能享受.

第五条：四通是金钱的诱惑还是事业的凝聚力？万润南：我认为不是金钱，而是事业。我们严谨任何贿赂和吃回扣的行为。沈阳四通公司创办过程中各种手续得到当地政府各方面的积极支持。有人惊叹神速并打听「你们送了什么礼?」创办人说，我们到处送两样东西，一是总公司编的《探索中的思考》小册子，一是内部刊物《四通人》合订本。我们负责公共关系的干部说，我们靠的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从这些回答来说，万润南还是很有个人魅力的，与很多当时的闷头做事的工程师和学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87 年，四通和三井物产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以 SKD 方式生产打字机的中日合资公司-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把 MS-2401 的生产从日本移到中国。总投资 100 万美元，四通占 75%，三井物产占 25%，其中四通打字机技术占股 25%。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以中方的技术占有股份的情况可以说是四通开了先河。同时期的很多合资企业，中国公司没有多少技术股份，都是「吃苦耐劳」的股份，往往是外企以技术入股。

不过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1987 年，四通开始筹备股份制改革，1988 年四通 7 位董事开始股份制产权改革。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四人专家组提出的意见是：四通人拿30% 股份，70% 给国企或事业单位。四通方面完全不认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公司，又不是体制内做的，为什么要白给国企？

万润南的意见则是「良性分割」，每个董事 7% 股份，7 个董事占 49%。另外 51% 暂时留作四通其他干部员工的股份，这 51% 不能分，暂时由总裁代持。总裁是谁，当然是万润南。7 个董事里加上他自己弟弟储忠，那就有 65% 的股份了。这样万润南过于强势，导致董事们也分裂了。1989 年初，董事会开不起来。王安时、崔明山拒绝出席，其他不在 7 人团体里的高管也都有意见：大家努力的结果，就被 7 个人瓜分？

就在本来混乱时候，万润南由于特殊的个人原因移居海外。他走了，公司开始风雨飘摇。总裁不在了，公司严重动荡，北京副市长带队、25 人工作组进驻四通，成立 5 人新党委，确定新任董事长和总裁：北大数学系出身、四通 7 位创始人之一的沈国钧。同时，马明柱担任四通的党委书记，兼任四通第一副董事长。

那么，四通何去何从，还能不能恢复过来呢？

（王缉志）

（万润南）

在进入下回继续讲四通的故事之前，也提个小插曲。

在王缉志团队里，有一个做中文处理软件的工程师，叫求伯君，他参与了 MS-2400 的核心工作，1988 年，求伯君受香港金山公司的委托，一个人手打出来了 WPS 1.0 系统，成为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发的文字处理软件。WPS 是 Word 之外中国人使用最多的文字处理软件。金山公司也不用多说了，求伯君做了很多年的董事长。金山公司不光开发各种软件，金山词霸、金山毒霸等等，后来还在一个年轻 CEO 的带领下，成为了一家知名游戏公司，这个年轻人就是雷军了。

第三回 掌权起风波，离职叹英雄

万润南离场，我们第二个主角登场了，就是刚才提到的段永基，综合能力很强，配合王缉志的高管。段永基出生于甘肃靖远，毕业于清华，说是在清华读本科，其实也没学到东西，因为正值文革期间，他自己回忆说重点就在搞斗争了。毕业后因为得罪人，被分配回了甘肃。在回甘肃的火车上，段永基胆子很大，直接跳车回了北京，找关系在北京 176 中学当老师，由于是黑户，没有粮票，还得以高溢价去买粮票。

1978 年是改变段永基人生的一年，他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分配到航天部 621 所。很快拿到了研究室副主任的岗位。

可是段永基干得不开心。他回忆说：我们处里边将近一百个工程师，可是每天就是干两件事，一件事，上班以后看报、喝茶。还有一件事等着工间操的时候打排球，打羽毛球。为什么？因为没有科研经费，所以工程人员都在浪费。

段永基就决定带着所里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创收。他们找人买到贵金属催化剂废渣，从中提炼出白金、黄金和白银，卖给国家。卖的钱 97% 给所里，3% 作为研究室奖金。还提出了研究室的目标：争取第一年买冰箱、第二年买彩电。

结果，段永基的行为方式被认为是搞福利主义，受到了批评和处分，

1985 年中关村热闹的时候，段永基也没忍住，加入了四通公司，算是发起人之一，但是没多久离职了。他正是万润南提到的，因为公司被查就跑了的人之一。后来发现安全了，又回来了。这也导致有些老员工认为他见风使舵，并不喜欢他。

段永基回来了后，就配合总工程师王缉志推广电子打字机。由于王缉志很多事情都让段永基出面，在万润南走了以后，段永基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因为业务都在他手里。沈国钧本人的管理能力，据说相对而言要差一些，在公司内的人缘也不如段永基。

1990 年，段永基召集了一批高管开会，讨论的主题就是：沈国钧当总裁是否合适。大家在会上，气氛尴尬，没有直说。有的高管认为沈国钧的确一般，但不想制造矛盾。这事儿被沈国钧听说了，也开始报复段永基。包括跟国家安全机关告发他跟日本的合作方，谈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涉嫌透露国家机密等等。

1992 年，公司忽然宣布：段永基接替沈国钧任四通集团公司的第三任总裁，沈国钧继续担任董事长，李文俊副总裁被提拔为副董事长，作为平衡（李文俊是四季青乡长李文元的弟弟）。据说这是他们俩私下达成了协议。

这是第一轮内部的风波。很快， 1992 年 6 月 11 日，第二轮来了。联合创始人王安时忽然提出辞职，公司紧急召开董事会，给出的方案相当惊人：让总工程师王缉志担任总裁，王安时当老板，段永基出局。王安时在现场痛批段永基，讲了很多段永基的黑料。可在现场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共鸣，因为当年在跟沈国钧内斗之前，王安时和段永基走得非常近，。现在王安石反咬，让大家观感不佳。

这场风波在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由当时的副市长兼任）的斡旋后，闹剧终于结束了。结局是：不光王安时，还有总工程师王缉志，以及两位副总裁都离职了。

王缉志的离开还有一层原因：自己明明是技术副总裁，结果申请开发预算，都不到公司营业额的 0.3%，自己和技术团队太不受尊重了。

王缉志的回忆是：「公司请人吃饭，唱一次卡拉 OK，动辄可以一掷千金，甚至万金；为总裁办张高尔夫会员卡可花几十万上百万，可是我要调动几万元的开发费都要经过很麻烦的手续。……得来的科技贷款却用到了其他方面，用去炒股票、炒期货、搞房地产。」

不光项目上不给钱，王缉志个人收入也低。前面提到了，他是电子打印机的大功臣，是总工程师。按今天的说法，AI 大模型的专家应该是公司最值钱的人、薪酬最高的人。但他的回忆录里这么写道：「在公司得到巨大利润的同时，我个人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在打字机销售最红火的时候，一个 2401 经销员的脚上，一双皮鞋就值三五百元，而我当时每月工资收入只有 560 元，列在全公司第 19 名。」如果属实的话，那一年好几个亿的收入的公司，给总工程师的月工资 560，实在说不过去。

王缉志也曾经直说过：「让段永基当总经理，这可能是我今生中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王缉志老先生，从公开资料看，的确是个很单纯的人。后来没有再蹚四通的浑水，也在一些公司做过高管，后来担任北京软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等职。老先生在 2019 年前后还很积极写了不少新浪博客，看得出来是个很有生活热情的前辈。

再说段永基，他喜欢搞斗争的这一面，被人认为是他在文革期间养成的习惯。四通公司进入段永基时代，还是在正常经营的，并且延续了万润南高举高打的方式。

当年桥是可以拍卖名字的。1989 年，北京三环路开通，四通 200 万拍到友谊宾馆旁的立交桥命名权，命名为「四通桥」。很多人还以为这个桥是四环交通立交桥之类的，但其实桥在三环，而这是四通公司的名字。

到 1990 年，四通已经生产销售了 10 万台文字处理机，占据了中国市场的绝对份额。四通就是文字处理器，文字处理器就是四通。那时候企业领域都不说买打字机，就说买四通。当年四通收入 13 亿。一个说法是，四通一家公司的纳税额占到了中关村所有公司纳税总和的 60% 以上

1993 年四通跟松下合作成立四通松下电工，跟康柏成立康柏中国有限公司，还跟微软、三井、三菱都成立了合资公司。同年，四通推出了第一台便携式文字处理机 MS-1300，这有点笔记本的意思了。

段永基还成功安排了四通的香港上市。1993 年，四通电子（0409HK）在香港上市，发行 6 亿股，筹集资金 6～7 亿港币。这是在港上市的第一家大陆高科技企业，也是在港上市的第一股大陆民营企业。四通资产的 42％ 作为法人股，被打包进上市公司。2000 名职工分到了 1500 万股内部职工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2.05％。

四通的副总裁李玉琢算是段永基 8 年的副手，也是王缉志走后业务部门的核心。李玉琢就回忆说，段永基上市的时候工资是年薪 100-200 万，自己作为副总裁工资只有 10 万左右。另外，四通在香港的股价在两年内便跌至几分钱，几乎形同废纸，员工手中的认股权证也最终化为乌有 。

第二年，1994 年，四通的人才严重流失。但公司正常运转，开始不断拓展业务。1995 年四通大厦竣工，是当时中关村商圈的第一高楼。今天这座楼还在。这一年，四通的销售收入有 70 亿。

这几年也差不多就是四通的巅峰时期了。这个阶段，四通打字机曾淘汰了众多的外国产品，占领国内办公自动化市场的 85%。四通旗下有 32 家分公司、100 多家培训中心、900 多家维修服务中心和 1280 家销售商。

而 1995 年，四通要走下坡路了，因为联想、方正等公司开始登场了，他们是最早一批国产 PC 品牌。PC 电脑对于电子打印机来说，显然是降维打击。

在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全国都有投资热潮，都提到所谓多元化。四通是最有钱的、最明星的公司之一，当然也得做多元化。段永基宣称：「我们已经进入资本经营的阶段，收购兼并企业，然后包装卖掉，这样比干企业本身更能赚钱，而且还来得快。」这说得相当直白露骨。

1992 年，段永基开始主动转型，研发出激光照排技术，开发出国内领先的产品。这个产品本身没问题，但是客户选错了，铆钉了科技书刊出版社，而没有定位为报纸杂志社。而科技书刊出版社当时没有钱购买四通的新产品。

1993年，四通开始生产用于增值税系统的收款机。该产品的主要作用一是计费收款，二是开票就自动缴纳增值税。它的设计就像飞机的黑匣子，砸烂了，增值税交多少都还有记录。但在推广这项技术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用段永基的话说就是：「遇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抵抗。」四通在沈阳做试点，有人往收款机里面倒茶水、倒咖啡，弄坏了说不能用了。其后，国务院曾经三次下令在全国推广这款收款机，结果都不了了之。

这都算是真的围绕技术创新做的产品。更四通彼时做的更多的事情，可以说就是武则天当寡妇 —— 失去了理智。

接下来说的，很多都是当年的四通副总裁李玉琢总结的。

储忠为首的高管团队在珠海和海南搞房地产。看看时间，正是早期房地产市场的高潮期。可市场泡沫破裂，直接损失就有 2.3 亿。四通的房地产项目各种烂尾。

四通财务公司开始进入证券业。四通证券在很多地方设点，但多数都不赚钱。

除了混乱的投资之外，四通还大量地为其他企业贷款担保。很多企业直接拿四通的牌子去借钱。

1996 年闹出了一件大事，四通财务公司武汉证券营业部负责人以四通名义在当地违规发行债券，私刻公章，非法募集资金 2.4 亿元。四通总部并不知情，但也需要承担责任，因为管理上的确有漏洞。后来四通集团必须退还这两亿多元。而四通不但不敢处理那个私改公章的人，还好吃好喝地供着他，希望他能讲清楚这两亿多元花到什么地方去。有一次，段永基甚至和这个人同乘一班飞机，段永基坐普通的经济舱，这个人坐高级的头等舱，还问段永基：「老段啊，赚这么多钱，怎么还坐经济舱？」段永基说：「赚的钱都给你还债了。」

1993 年香港上市后，段永基权力集中，重大投资常绕过董事会决策。例如 1997 年投资 CDMA 项目时，未经充分论证就投入数亿元，最终因政策叫停而损失惨重。

这些事，段永基自己则是这么回忆的：1996 年-1998 年，四通连续受到金融诈骗和商业诈骗，造成财务危机，被骗 10 多亿元人民币。言下之意，全是因为公司太大了，大家都想来分肉吃。不是我们不好好做，都怪敌人太狡猾。

段永基自己讲过一段话，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搞斗争，为什么自己要掌握实权：「许多企业在创业时产权糊里糊涂，一旦赚了钱，要分钱了，就出问题了。没有做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当然还有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大多数中国人不明白：你是要企业还是要资产？外国人明白，麦道可以被波音收购，只要被收购时赚钱了，人家要的是资产，不要企业的那个名。中国人不行，没有资产经营的观念，就像西北农民宁愿饿死也不讨饭一样。」

段永基确实有不一样的经营价值观，他认为资产经营是必经之路。

1998 年，616 个四通员工共同出资 5100 万元，注册成立四通职工持股会，持股会投资 51%，四通集团投资 49%，成立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这是 MBO（管理层收购 management buy-out）在国内最早的尝试。四通公司真正归属于四通人自己了。

2000 年四通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434 亿元，利税 16.8 亿元。在各种资本运作下，四通系有 50 余家全资、合资及联营企业，4个海外机构，直接控股或是接间持有股份的上市公司达到数家。职工 3000 多人，已经是个大型集团了。

那四通公司目前有哪些板块呢？

第一，媒体。

2001 年，四通集团以 1.08 亿港元正式进入中广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与杨澜的阳光媒体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合资成立阳光四通媒体有限公司。

第二块，通信。

由于四通公司和段永基是中关村的代表公司和代表人物，北京市曾经直接指定段永基成为了新成立的国资为主的中关村股份公司的董事和总经理。

1990 年代末是段永基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港股第一科技股的老板，中关村股份的董事长，资本巨佬，被称为中关村村长、中国 IT 教父。

拿到这个身份，段永基准备大举进入移动运营商领域。2001 年，为投资长城电信 133 网而成立了中关村通信公司。这个基于 CDMA 的 133 网仅在四个城市开通，性质上属于军民共建，军民共用。他看好 CDMA。但是很快被政府叫停了，政府决定 CDMA 项目统一由联通承建运营。中关村公司的的 CDMA 业务移交给了联通，段永基认为前期工程投入了 33 亿元，而中国联通方面只接受折价 16 亿元。但令很多人不解的是，CDMA 项目叫停后，段永基仍坚持向中关村通信提供融资，这一决策让中关村股份陷入数年的财政危机。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绕过董事会的投资决策。

2002 年 1 月，四通与微软、中关村股份共同出资 1 亿元，组建中关村软件公司，四通持股 30%。到 2005 年，中关村股份的第一大股东的股份转让给了段永基，这公司也有点经营不动了，只好再引入资本，2006 年，黄光裕实际控制的鹏泰投资共计出资 1.55 亿元购入中关村股份 29.58% 股权。据说到了 2007 年，黄光裕就后悔了，这就是后话了。

第三块，生物。

1999 年，四通天坛生物医药 1.6 亿元买断国家 863 计划重大项目「人血液代用品」的技术和生产经营权，这是建国以来单项涉及金额最大的技术转让项目。

2003 年，四通公司决定收购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甚至一步到位，让这个公司的老板直接来当四通的老板。而且芝麻掉到针眼里——巧了，这位多数朋友应该还真认识。

时间回到 1988 年，万润南有一次公开讲座，台下一个年轻人听得心血来潮，他决定从统计局的体制内工作辞职下海创业，做汉卡系统。他的名字叫史玉柱。再开始的产品，两个月就赚了 100 万。

后来史玉柱跟四通公司没有产生关系。一直到 1997 年知名的巨人大厦项目资金链断裂，巨人大厦成了烂尾楼，而段永基很喜欢史玉柱，提供资金和给资源让他做新项目，这个新项目就是脑白金。他们互相有信任关系， 到了 2003 年，段永基干脆就跟史玉柱谈收购了。

说是收购，其实是一半现金一半债券，因为有债券，反而使史玉柱原则上成了四通的最大股东，股权比例比段永基都大。

总之结果就是，史玉柱成为四通公司的一把手，核心业务变成了生命健康和生物科技，脑白金和黄金搭档成了四通公司的重要产品。这真的是一个历史的魔幻场景。

段永基自己说做这个角色的原因：「过去的四通一直瞄准政府和企业，始终没有面对 13 亿消费者，这是四通最大的失误，收购脑白金和黄金搭档，恰好可以弥补四通在这些方面的不足。」

另外，他还说：「史玉柱的脑白金项目本身虽然不一定有发展潜力，产品也有争议，但史玉柱及其团队的销售能力却没有人质疑。这正是四通最欠缺的部分。」

当然这是属于场面话。也有不好听的，段永基说：「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就这么个东西他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 6 年，现在还在持续增长。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他就是看中了什么都能卖出去的史玉柱。

不过对于这次收购，坊间普遍评价不佳。一方面，高科技公司搞保健品，而且公开表达只关心营销和销售了，投资人和消费者很失望，另一方面，媒体也评价，这次史玉柱是要借壳上市。

2004 年，四通 20 周年纪念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董事长段永基自己很坦诚地说：「上世纪 80 年代四通 300% 的年增长率，掩盖了这些半路出家的企业从业人员在市场研究、管理体制理解、对所处环境的研究和适应能力的调整等众多方面的严重不足，为此，四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自己讲得比较客气。然而看段永基的管理历史，很明显是更多依赖资源整合和资本操作，压根没有在产品技术上下多少工夫，这才是关键。

2004 年，由于没有归还光大银行的欠款，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冻结四通集团名下的全部商标，并选定了拍卖公司。彼时四通商标价值估值 6000万元-8000万元。结果，2005 年 1 月 18 日官方宣布，由于没有买家（很尴尬），拍卖会取消。

到了 2005 年中，四通亏损已经到了 600 多万。史玉柱也无法妙手回春。

柳传志早就评论过老朋友段永基：「他永远踩在时代的节点上，不断转型、与时俱进，但能不能完美谢幕就很难说了。」

段永基在很多评论里，也经常跟牟其中、顾雏军这样的商业狂人放在一块。作为狂人，段永基的结局如何呢？

（前些年出席公开活动的段永基）

（副总裁李玉琢，总裁段永基，三井公司的中入先生，技术副总裁王缉志）

第四回 教父空怀金石诺，寒冬夜涌电子潮

1967 年，王志东出生于广东东莞，1988 年从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1991 年 6 月，王志东独立研发出国内第一个实用化 Window3.0，被选为北大方正当年七大成果之一。这也意味着王志东是第一个写出 Windows 中文平台的程序员，王志东被誉为「软件神童」。

1992 年 4 月。王志东和同学创办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王志东研制成功「中文之星」中文平台软件。在 Windows 还没有官方中文版的时候，软件通过外挂式技术实现 Windows 系统的中文支持。后来合伙人战略方向转向房地产投资，王志东坚持技术路线，双方经营理念分歧加剧。1993 年王志东被迫离开新天地，首次创业告终。

正好在 1993 年，芝麻掉到针眼里——巧了，四通集团正在到处投资的时候，发现了王志东，说要给他 500 万港币。

刚刚离开四通集团的原总工程师王缉志跟王志东长谈过一次，王辑志用自己的遭遇提醒王志东，四通集团不够可靠，说好的 500 万资金可能并不能真正交给公司，以及总公司对子公司会过多干预等等。

王志东总结了教训，与段永基进行了一次会面，要求独立成立公司，并且承诺公司高层不要指手画脚。资金必须到位。同时公司的业务保持专注，不能像总公司一样漫天撒网，什么都做。四通董事会全票快速通过。

1993 年 12 月 18 日，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通过两层控股，王志东大概有 21% 的股份。他担任总经理，四通集团总工程师严援朝担任四通利方的总工程师。严援朝就是知名的中文系统 CCDOS 的核心开发者。而这是四通折腾这么多年，最正确的一次投资了。

1997 年 10 月，四通利方获得了美元投资，这成为国内 IT 产业引进风险投资的首家企业。华登、爱芬豪、罗伯森·斯蒂芬基金三家国际拿出 650 万美元风险投资。王志东主动提出不参与此次 10% 的股票期权分配，王志东的股份被稀释到了 13%。

四通利方也紧跟时代潮流，1997 年就开发了中文网站，里面有中国最早的论坛之一，还诞生了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的第一篇真正的爆款文章：《大连金州没有眼泪》。我们后文再说这篇文章。

王志东自己也很会操盘，不光引入风险投资，还很会搞并购。1998 年 12 月 1 日，四通利方公司宣布购并海外最大的华人网站公司华渊资讯，成立了新浪网，当年最大的华人网站。股价由开市 17 美元增长至 20.8 美元报收，涨幅达 20％。招股说明书显示，新浪的股权结构为：

第一大股东：华登投资公司，持股13.3％；

第二大股东：四通，持股10％；

第三大股东：戴尔，持股6.31％；

第四大股东：王志东，持股6.3％。

剩下的是软银（softbank)、香港的盈科、美国的高盛等股东。

王志东由此获得「中国网络之王」的称号，风光无量。

1997 年到 1999 年，新浪网由四通利方脱胎而出并完成了 3 轮融资。随着频繁融资，四通集团的股权也被多次稀释。

2000 年 4 月 13 日，新浪网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开始挂牌交易。这个时间点，正是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新浪网也大受冲击。

2001 年 6 月 1 日，在美国加州帕罗阿图市威斯汀酒店，新浪董事局例行董事会。王志东最后一个走进会场。此前一夜，他刚刚准备好向董事会汇报的 PPT。当天与会的除了王志东之外，还有董事长姜丰年和段永基等 5 名董事。会议一开始，风向就有所不同，有董事严厉批评新浪的财政状况，并指出王志东应该为这一状况负责。

董事会决定投票表决撤销王志东新浪执行长和新浪董事，王志东被请出会场，当时他甚至不知道要表决关于自己什么。

半小时后，董事长姜丰年向王志东传达董事会的决定：董事会投票表决 4 票赞成，1 票弃权（弃权的是董事长姜丰年）。

王志东当场愤怒地冲进会场，质问说：「（这个位置）除了我，全中国还有谁能干？」

但覆水难收。作为弥补，董事会会给王志东增发一年 CEO 的工资，大约 30 万美元，以及豁免他因购买公司股票欠下的 47 万美元。离职后，王志东依旧占有新浪 6.22% 股权。

2001 年 6 月 4 日，新浪向外公布，王志东因个人原因辞职不再担任新浪CEO。

2001 年 6 月 7 日，王志东在北京北郊一所高级会所秘密约见了几名记者，在这次会面中王对自己被「暗算」的原因表示不解：董事会对公司业绩一直持肯定态度，在整个行业都在等待转机的时候，为什么单单要求我能盈利？

2001 年 6 月 26 日，王志东召开新闻发布会，拒绝承认辞职，声称新浪董事会的决定并没有告知他本人，董事会的做法不合法合规。

2001 年 6 月 29 日，段永基在一个公开论坛上猛烈抨击王志东：「对于新浪网，四通投了八九年了，投了上千万元人民币，至今一分钱回报也没拿到。我一年拿20万元人民币，给国家做那么多贡献。王志东一年拿30万美元，一分钱也没挣到，这公平吗？」。段永基甚至怒斥台下的记者：「你们说我们赶走王志东是血淋淋的，他王志东拼命烧钱就不血淋淋了吗！」

总之，口水战并没有改变现实。新浪网的创始人、第一功臣和 CEO 王志东就这么出局了。他也成了三大门户网站中，唯一一个大众不算熟悉的创始人。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知名度比他高很多。今天的新浪跟王志东的关系已经很远了。

在《沸腾十五年》里，林军老师跟王志东有这么个对谈：

林军：那天是有人事先做了工作，串通了投票吗？王志东：对啊。林军：是段永基先生吗？王志东：我不想提这个人的名字，他做了什么他自己知道，他一贯喜欢玩阴的。

当然王志东更失望的是，董事会里几乎所有人也都不信任他了，是集体把他投出局的。

而这也是段永基最后一次知名的组织斗争了。

2001 年 9 月 25 日，新浪通过支付 800 万美元、460 万股新发行股票方式取得阳光文化 29% 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同时阳光文化董事局主席杨澜获得新浪 10% 的股份，成为新浪第一大股东。其夫吴征与姜丰年担任新浪网董事会的联席主席。合并使四通在新浪的股份被摊薄到 8%。

2002 年 4 月，吴征宣布辞去新浪联席董事长的职位，并且准备彻底退出董事会。

2002 年 5 月，吴征杨澜夫妇眼看互联网公司迟迟赚不到钱，把股份出让。段永基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凑出2000万美元，买下吴征持有的 10%的新浪股票。

时也命也，半年后，互联网开始回暖，中国概念股在纳斯达克涨势冲天，新浪股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由每股 1.5 美元蹿升至 40 多美元。段永基的运气可以说是炸翻。

2003 年 2 月到 2004 年 2 月，四通电子套现 467 万股，约 1.5 亿美元。

2003 年 9 月 3 日，段永基出任新浪联席董事会主席，段永基执掌的四通系公司掌握新浪网超过 17% 的股份。

对于段永基为什么要当主席，他自己的说法是：「大约三个星期以前，老姜（新浪董事长姜丰年）专程从台北飞到北京，说未来新浪在大陆的业务会更多，邀请我共同担任新浪联席董事长。我表示，如果只是为新浪的业务发展尽到我的董事之职，我即使没有董事长的名头也一样会尽全力。但老姜说，有了董事长的职位，开展业务、联络资源会更方便一些。我们这次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随后，其他董事纷纷打电话和我讨论这件事，我才接受了邀请。」

2006 年 3 月，新浪董事局联席主席姜丰年辞职，段永基成为新浪唯一的董事长。作为新浪董事长，他干了其实没有太久。

2007 年，中关村发布公告，段永基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副董事长和董事职务，次年的 2008 年，62 岁的段永基辞去了新浪董事会主席职位。新浪的剩余故事，包括合并和跟其它门户的竞争这些，后面单独分篇再讲。

段永基表示，他选择回归四通，将全部精力重新聚焦于四通的发展 。段永基在回归后坦言，公司面临着「9 年没有新业务、新技术、干部员工严重老化」的严峻局面。

2007年，四通进入矿产资源产业，在香港成立Stone Resources Limited四通资源有限公司。后来跟坦桑尼亚一直在谈拿矿，并没有下文。后来在澳大利亚拿到了矿，已经是 2013 年了，段永基还亲自到澳大利亚的拉弗顿矿产现场，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座谈会，肯定成绩，鼓舞士气。

2008 年四通的年报中，业务可谓是相当复杂，可以说是群星荟萃，也可以说是萝卜开会；到这个时候，四通已经完全变味儿了。早就不是那个电子科技巨头，中关村的明星企业四通了。

2011 年，史玉柱不再担任 CEO，成了董事。然后几乎在公众之间就没有声音了。

到今天，四通公司几乎是没有了。这几家公司，注册状态还在。以 1988 年成立的北京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为例，天眼查最新的情况，段永基、沈国钧都还是董事，还有 21 个人在交社保。

前面我们提到的四通副总裁李玉琢，当了段永基 8 年的副手，他对段永基的评价是，他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只看前文描述会只看到他很喜欢搞斗争的一面，这当然未必是假的，但也不能否认同时他也很能干。李玉琢回忆说：「他头脑清楚，做事干练，精力充沛，工作忘我，每天早晨 8 点以前必定出现在办公室里，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一定是晚上 10 点钟以后，而且有夜间开会的习惯。任何短暂的时间他都能睡觉，或者在车上随便眯一会就够了。听人汇报工作时，他常常闭着眼，你以为他睡着了，其实没有。」

哪怕与段永基关系很差的王缉志也提到过：「段的工作能力很强，凡是与开发有关的非技术问题，我都交给他去办，他总是完成得很好。」

李玉琢也讲了他离开段永基的故事。

在 1995 年，李玉琢实在受不了了，一方面公司管理混乱，段永基和沈国钧在公司，脾气不好，非常骄横。李玉琢那时候正好接到一个工作的 offer，而这个公司的老板曾经带他转了转自己公司。这家公司比四通小得多，不过技术人员也有 200-300 人了，大家都很有干劲，

李玉琢就说我要走了，段永基说你去哪，李说，我要去华为。段说，华为？没听说过。行不行啊。

李玉琢心意已决。他回忆说，当时年轻的任正非特别想见一见前辈段永基，就带他们一起在深圳聊了一次。

段永基问华为的股份构成，任正非介绍，主要是内部骨干员工持股。段永基问，那你本人占多少股份，高层一共占多少股份？任正非说，自己占的股份微乎其微，不足 1%。高层加起来 3% 的样子。段永基问，那你有没有考虑到，有一天其他员工可能联合起来将你们赶走？任正非答：就现在的情况看，还不可能，因为这个企业还在艰难的发展中，他们还需要我。如果有一天他们不需要我了，联合起来推翻我，说明企业成熟了，我认为是好事。

这就是两代企业家价值观的差异。

不过企业家的价值观总归也都是复杂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结尾。

李玉琢任华为副总裁，1999 年离职。当时李玉琢因为与爱人常年两地分地他向任正非提出辞职。任正非听到这个理由后，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脱口而出：为什么要离职，你可以离婚啊！

这个新闻后来还引起了不少讨论。

做个总结，四通是个很复杂的公司。背后代表着中关村最早的辉煌。后来多元化的各种问题，引入史玉柱，牵涉到欺诈案等等，乃至巨头陨落，也都代表草莽时代的公司都面临的问题。四通还留下了新浪网这么一个活化石，还通过新浪乃至今天的微博，留下了一些痕迹。四通是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用来作为中国互联网故事前传，特别合适。

我们这期短暂讲了讲中关村前史，以及最早一批 IT 公司的代表四通。下期要正式开始通网了，讲讲互联网公司了。

这正是：

中关村里抢摊急，汉卡称雄打字机。

商海沉浮权斗戏，四通月落残阳里。

科创之城——中关村，北京市档案馆

等离子体所创建人陈春先与世长辞，中科院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获新生，北京日报

珍贵老照片，带你重温中关村创新发展40年 ，千龙网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墨磊宁

中关村简史：从创业有罪到中国硅谷，华商韬略

IT历史连载102-四通集团之1984年成立和被科学家举报的那些事，时游

IT历史连载111-四通集团之创始人万润南的那些事，时游

IT历史连载107-四通集团之和新浪的那些事

周光召，“从未改变”的科学家，中国新闻周刊

一路直行：我的企业理想，李玉琢

四通：走出产权混沌，光明日报

四通的落幕：没有股权，只有权力斗争，中国新闻周刊

段永基：勉强的“完美谢幕”，凤凰网

段永基：中关村“教父”的浮沉，中国经营网

错过了打字机时代的汉字，是如何进入电脑的？差评

开发四通打字机的故事，王辑志

四通故事，万润南

万爷在巴黎，许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