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算法滥用事件频发，这些事件不断提醒我们：打开“算法黑箱”已成为数字时代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

算法滥用的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首先，用户自主选择接收的信息范围被无形限制。算法根据用户历史行为构建偏好模型，不断强化同类内容推送，形成“信息茧房”。人们被困在自我重复的信息回音壁中，逐渐失去接触多元观点、挑战自我认知的机会，社会共识的基础被悄然侵蚀。这也是当下网络戾气激增、群体情绪激化突出的成因之一。其次，用户可能因算法滥用而遭受消费者权益损害。“千人千面”的定价策略让老用户看到更高价格，“精准营销”跨越隐私边界，用户在不自知中成为“被算计的对象”。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滥用可能助长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不良信息的传播。为追求用户停留时长，算法往往优先推送煽动性、情绪化内容，使理性声音被淹没，情绪变得极端化，甚至引发线下事件。

治理算法滥用的核心在于“打开黑箱”，实现算法透明。《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所要求的平台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正是这一理念的重要实践。但需要明确的是，算法透明并非要求公开商业秘密或核心技术细节，而是揭示算法服务的基本规则和对用户权益的影响方式。就像我们不需要了解发动机的制造原理，但有权知道汽车的安全性能和油耗标准一样，用户有权知晓算法如何影响他们的信息环境和决策选择。这种有限度的透明，既保护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又保障了用户的基本知情权和选择权，让用户真正有能力自由挑选自己想要了解或喜欢的网络信息。

当然，治理算法滥用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其一，网络平台应当以清晰易懂的方式说明算法服务对用户权益的影响，提供必要的关闭或调整选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要结合老年人经常面临的实际问题，适当增加诸如反电信网络诈骗、反伪科普等内容的推送比例。其二，监管机构需实施常态化监管，督促平台持续优化内部算法安全管理机制和算法技术应用提示说明机制，确保平台以简明扼要、清晰易懂的方式公开算法推荐服务的基本情况。其三，社会公众也需要积极参与治理活动，提升信息素养，培养数字时代的批判性思维，主动寻求多元信息源，共同构建健康透明、向上向善的网络信息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打开“算法黑箱”存在一定技术门槛。算法公示机制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个体权益受算法技术应用影响方式的“可视化”，所以，公示范围、公示频率应当围绕该目的而合理设置，而非以“信息倾泻”的方式让公众无从知晓算法技术应用对自身权益究竟有何影响。

进一步而言，平台算法公示信息更适宜与普法信息同步呈现，避免一般社会公众误认为算法技术应用对自身权益存在影响就等于“重大威胁”，借由普法信息打消公众不必要的担忧，帮助公众在准确知晓权益影响程度、方式的基础上，自主选择相应的服务选项。

归根结底，算法原理公示从来都不是减损企业市场竞争技术优势地位的强制性规范，而是为了引导信息服务行业提供更优质的信息服务、形成更健康的行业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