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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影响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有利于稳定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成本较传统汽车还有一定差距,通过消费端减免税政策支持,保持技术条件要求基本稳定,有助于引导企业预期,稳定和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从2023年上半年情况看,约90%以上的车型能够符合新的要求。二是有利于引导技术进步。《技术要求公告》综合考虑技术进步、标准更新等情况,对已经广泛应用的成熟技术适度提高要求,对低温衰减、换电等新技术新模式给予倾斜支持,有利于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和促进模式创新。三是有利于引导节能消费。近年来车辆平均整备质量快速增长,给实现行业能耗目标带来较大压力。《技术要求公告》适度加严了电耗和油耗(插电式混合动力)要求,进一步引导节能消费。四是有利于引导企业保障产品安全。《技术要求公告》明确产品质量保障、平台建设等安全管理相关要求,对发生安全事故的车型及时予以管控,有利于引导企业确保新能源汽车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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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场建立模型的竞赛,而是一场创造一种商品的竞赛,这种商品将被世界用来驱动……你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想法,而不仅仅是你正在思考的一件事。
2013年至2014年和2017年期间,梁某聘任张某为重庆学府医院总经理和院长,负责医院日常运营和管理。在梁某授意下,张某在重庆学府医院通过中层干部会议、季度经营工作会议、周例会等层层部署,直接管理运营中心公益一科、公益二科,并由该两科人员以免费体检的名义,招揽有医保的区县居民来医院住院体检;要求医院各部门互相配合,继而采取空挂病人、延长住院天数、虚增用药数量和伪造住院病历等方式,大肆骗取国家医疗保险资金。之后,梁某等人采用伪造药品采购记录,由药品公司向医院虚开**和货单等方式将医院账目做平,并将药品公司返回的钱转入梁某指定的私人账户,其中部分用于发放员工报酬和奖励。
▲作为此次诉讼的被告人之一,原秦岭牛马队主要成员杨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原来所在的秦岭牛马队受此次事件影响,在今年6月份宣布解散。图/荆楚网视频截图
9月19日,红星新闻刊发了《秦岭4·21失联事件遇难者家属起诉救援队等各方 一公益救援者:好心救援却被告》。此事起源于今年4月21日,两名驴友在陕西秦岭“光鹿跑兵冰”路线徒步穿越失联,虽经救援,但两人被发现时都已遇难,事后一名遇难者家属将公益、商业救援力量,以及相约爬山的同行人员、事发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起诉至法院,案件在9月17日公开审理。
作为此次诉讼的被告人之一,原秦岭牛马队主要成员杨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原来所在的秦岭牛马队受此次事件影响,在今年6月份宣布解散,“队伍不再以主动救援为主,也不参加公益救援,重新定义了队伍性质就解散了”。
救援反成被告,这不仅令当事人感到“膈应”,也引发公众对民间救援法律风险与责任边界的热议。不过,细究起来,此事的是非曲直,还存在着诸多的模糊空间有待厘清。
如据杨某称,“(家属)起诉我的理由是我阻止她报警,耽误最佳救援时间”。杨某则解释,当时尚未确定失联者具体状态,“一条40公里的徒步路线,路口几十个”,初步排查仍在进行。那么,阻止家属报警一事是否属实?从常识来看,家属是否报警与失联者状态未明似乎并不直接冲突。若救援人员确曾阻拦报警,不仅容易引发利益关联的猜测,更会显著提高法律风险。
据介绍,按照正常的救援模式,救援分为主动介入和政府介入。政府介入时需要经历先报警、寻找救援力量、救援准备、开始救援等多个环节。而在没报警之前,民间救援力量主动介入,则可以提升救援效率。在这起事件中,救援力量确实也是做到了提前介入。应该说,这也是民间救援力量的重要优势所在。
然而,一旦救援未成功,或是结果与家属预期不符,就容易引发纠纷,特别是涉及商业救援时。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诉讼中就涉及商业救援因素的介入。据杨某称,家属曾提出“每人付1000元”,请他“找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参与救援”。但“最后10个人上山找到了人,却没能留住生命”,这或是引发诉讼的最直接原因。
目前,该案仍在审理中,最终判决尚待法院认定。但该案无疑揭示出一个现实,即民间救援领域的制度规范仍存在显著不足。无论是纯公益救援,还是带有商业性质的救援服务,作为政府救援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其法律地位、责任边界和保障机制依然缺乏清晰界定。一旦发生意外,救援者往往不得不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乃至诉讼风险。
因此,为避免“救者自危、不敢再救”的消极后果,当前亟须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厘清几个关键问题。比如,公益救援与商业救援的责任豁免空间到底有多大?如何避免制造“好心救援”反而却可能成被告的寒蝉效应?
再比如,商业救援与公益救援到底如何严格区分?尤其是当两种性质的救援力量同时开展行动时。商业救援与求助者的权责关系到底如何明确?只有这些问题有了更清晰的答案,才能尽量缩小民间救援力量的责任风险,确保救援行为既专业高效,也更规范可持续。
民间救援队伍,无论是公益的,还是商业的,都是一种必要的补充资源。但若任由救援行动在权责不明的灰色地带中运行,不仅会引发更多纠纷,更将严重挫伤民间力量的参与积极性,最终削弱社会整体救援能力。
一支救援队因一次“不成功”的救援而被诉以至解散,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走出这一困境,不能只靠道德呼吁,更需从制度层面构建起明晰的规则体系,让每一位求助者和救援者都能在法律的保障下,拥有可预期的行为边界与可靠的保障机制。
撰稿 / 吴振(媒体人)
编辑 / 迟道华
校对 /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