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月15日消息（记者 孙文轩）1月15日，有消息称迅雷已正式起诉前CEO陈磊，指控其侵害公司利益。记者就此询问迅雷相关员工，对方表示此事属实，深圳相关法院已受理该案。

此次起诉，使五年前备受关注的迅雷CEO贪腐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2020年4月，时任迅雷CEO陈磊被董事会罢免。当时迅雷方面对其提出多项指控，包括涉嫌通过虚设交易环节侵占公司资产、制造虚假合同套取公司资金等。对于这些指控，陈磊当时通过媒体表示否认。

同年，迅雷曾就陈磊等人涉嫌职务侵占向深圳市公安局提出控告，并进入立案侦查阶段。但由于陈磊已于同年4月初与前迅雷高级副总裁董鳕一同出境，并长期滞留海外，导致案件最终被撤销。

时隔五年，随着该事件的更多关键细节浮出，此次民事起诉的具体指向也随之曝光。

从“明星CEO”到被诉对象

公开资料显示，陈磊拥有清华大学本科及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硕士学位，曾任职于谷歌、微软，并在加入迅雷前担任腾讯云计算公司总裁。2014年，陈磊加入迅雷出任首席技术官（CTO），并于2017年升任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被寄予带领迅雷转型的厚望。

在任期间，陈磊主导迅雷向云计算与区块链领域转型。他兼任迅雷为转型专门孵化的全资子公司——网心科技的CEO，推出了“玩客云”硬件及与之关联的“链克”（原玩客币）数字资产业务。该业务一度在资本市场掀起波澜，大幅推高迅雷股价，但同时也因被广泛质疑为“变相ICO”而陷入争议并引起监管关注。

2020年4月，陈磊被迅雷董事会免职。同年10月，迅雷发布公告，称已就前CEO陈磊涉嫌职务侵占罪向深圳市公安局提出控告，并获得立案侦查，公司同时呼吁其回国配合调查。据当时迅雷方面披露，指控主要围绕陈磊涉嫌通过其个人控制的“深圳市兴融合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融合”）转移公司巨额资金、制造虚假合同套取资金，以及挪用资金用于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炒币活动。

针对上述指控，陈磊彼时曾通过媒体回应，承认关联公司的存在，但强调其运营公开透明，业务完全依附于迅雷主体，并否认存在任何个人获利行为。由于陈磊已于2020年4月初出境并长期滞留海外，导致相关刑事案件的调查工作后续陷入停滞。

如今，迅雷选择以民事诉讼的方式重启法律行动。记者了解到，与五年前的刑事控告不同，本次诉讼由迅雷直接向法院提起，核心诉求是追究陈磊的民事侵权责任，追回公司损失。

迅雷指控称，陈磊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安排迅雷旗下网心科技与其个人实际控制的“兴融合”公司进行交易，通过虚增交易环节等方式，在2019年1月至2020年4月期间将网心科技约2亿元资金转移至该公司。

据多家媒体的报道，陈磊与其时任高管董鳕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安排多名亲属、老乡进入公司关键岗位，通过虚构“区块链技术顾问”等交易为董鳕个人套取公司资金。在陈磊被免职出境后，其将“兴融合”的股权以1元价格转移至其母亲和亲属名下，并变更了法定代表人，致使迅雷公司追回资产面临困难。此外，陈磊在免职前夕，解聘了数十名核心技术与运营人员，导致公司蒙受人才流失与额外经济赔偿损失。

对于本次起诉及相关指控，记者尝试通过陈磊此前使用过的手机号码及电子邮箱联系其本人，但号码已显示停机，截至发稿，采访邮件亦未获回复。

目前，这起持续数年的纠纷已正式进入民事司法诉讼程序。

从“个案追责”到“行业考题”

经过数年的战略转型与调整阵痛，迅雷最新的财报数据有所回升。根据官方披露的财报，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总营收1.264亿美元，同比增长57.7%，增长主要来源于订阅服务、直播及其他服务和云计算业务。其中，直播及其他服务营收达4910万美元，同比增长超127%，云计算收入为3660万美元，同比增长44.9%。

在此背景下，迅雷重启针对前CEO的法律诉讼。有观察指出，此类诉讼通常可能出于多重考量，包括试图通过司法程序追索资产、完善内部治理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向投资者与市场展示其规范运作的决心。

然而，本案的审理也面临现实挑战。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此类涉及企业高管的案件通常较为复杂：“高级管理人员深谙企业运作并掌握关键权力，这使得针对他们的相关指控所涉及的行为往往隐蔽性较强，调查难度较高。”他进一步举例说明，比如常见操作手法可能包括签订“抽屉协议”、安排亲信控制关键岗位或代持空壳公司、避免留下书面证据、事前统一口径等，从而将不当套取资金的行为包装成表面合法的商业交易。

朱巍特别强调，若涉案人员滞留境外，将进一步加大案件办理难度。他解释称，企业虽需向法院证明看似正常的交易实属违法，但许多关键证据，如涉及交易实质的内部沟通、关联方资金往来等，往往只有司法机关有权依法调取。由于公安机关不具有域外执法权，案件的侦查与取证可能会遇到较大困难，可能导致审理进程受阻甚至无法推进。

迅雷的案例并非孤例，它实际上是近年来互联网行业内部贪腐问题的一个缩影。据北京市海淀法院统计，2020年至2024年间，该院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所涉罪名集中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且近三年案件数量有所回升。此类案件中，违法行为常混杂于正常业务操作，致使行为隐蔽、查证不易，从而逐渐演变为侵蚀企业运营根基、干扰行业良性发展的普遍隐患。

正因如此，此类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其意义常超越个案。有分析指出，其作用不仅在于为企业通过法律途径厘清高管权责、捍卫自身权益提供了实践样本，更在于触发了对高速发展行业中共性治理短板的审视。它促使更多公司思考，在业务扩张与权力下放的同时，内部监督与制衡机制是否真正匹配与有效。在行业竞争与复杂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完善制度以防范治理风险，已被广泛视为构筑企业长期稳健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