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杨晨

当代人工智能的兴起，我国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凭借政策支持、技术研发与产业链优势，我国的人工智能已经处于世界一线阵营。但不可否认，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在发展技术路线方向以及先进技术带来的安全挑战方面，我们一定会面临越来越重大风险与艰难抉择；当国人认识AI还主要停留在网上智能帮手、工业超人的层面，国外的AI最先进水平已经将其与生物技术等相结合形成仿真机器人优势，并将其武器化，对其他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试想，一旦国外敌对势力利用这种仿真科技优势渗透我国，甚至通过植入细小、液体芯片远程控制国内人员或将真人替换实施非法活动，无疑就会造成不对称安全风险，给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民安全带来难以想象的威胁挑战。

据悉，相关技术许多都用于目标定位、脑机接口（BCI）与人工智能（AI）的深度融合，在推动医疗、生物工程、人机交互等领域的革命性进展的同时，已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与伦理挑战。结合当前（2026年）最新公开资料，解决脑机接口与AI安全问题需从技术架构、数据治理、法规伦理及个体防护四个维度协同推进。

由于中国人的道德法律观念较强，不像帝国主义国家在发展相关技术上无所不用其极，道德法律底线形同虚设，因此在顶级仿真机器人、AI人等方面，国外相对中国具有“先发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通过更强的管理手段、保/加密手段、不对称的技术如物理/电磁技术手段，以及发挥好人民战争、总体战、综合战方式反制、化解此类严重威胁挑战，并加紧我们的相关高科技研发、体系和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有选择的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拿来借鉴，在尽快追赶并实现技术反超的同时，也加快形成有效的AI安全可控技术/管理体系，为人工智能时代安装“智能锁”，将人工智能真正做成“人控智能”。

西方社会，高科技与资本、军工复合体从未分开过，而资本与军工复合体的牟利逻辑，大多与各种巧取豪夺、制造战争冲突相关联，其本质就是不安全因素和麻烦制造者。因此，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外AI高科技、生物工程等，势必也不得不与帝国霸权的巨鳄相互捆绑，甚至于与各种针对我们的敌对势力相裹挟。我国战略界对此必须先知先觉，不能抱有丝毫幻想，当某项先进技术大概率已经被敌对势力武器化，我们就不得不对这项先进技术已经染指或可能覆盖的领域的发展与安全路径做出新的统筹，安全手段做出新的调整。并以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为指引，拿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等或超出对等的反制手段应对之。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令安全风险丛生，但要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应该惧怕一切挑战而是要战胜一切挑战的。在AI抑或AI+生物工程等新技术领域，我国不能因为有安全风险存在而因噎废食，反倒要在相关领域做大做强。因为在决定未来的高科技领域，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中国这样强大体量的工业、科技大国，如果放弃这项先进技术的发展，也就等于将机会拱手让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从而造成结构性技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那么就更无安全可言。所以，统筹好人工智能安全和发展，绝不犯战略方向性错误，是决定我国能否把握时代机遇，战胜严峻挑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