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水平的评价标准急待完善
房宁
近10多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智库的建设从无到有，由弱渐强，取得了显著进步。智库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智库在进步
中国智库取得的最主要进步，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国智库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独立的，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以国家与社会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为主的专门研究部门。
以往，中国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战略与政策研究分散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学科，专门、专业化水平不高，实际作用不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国智库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不同，按照国际通行的概念与标准，智库是国家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规划与咨询组织，其主要服务对象是政府与企业，智库以研究和产出战略、政策、法律方案为主要成果。严格地说，20年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这类研究机构，而现在一大批智库在成长。从研究方法层面看，智库以研究现实问题为导向，目的是解决国家、社会、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智库研究主要采取经验性、实证性的研究手段，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认识规律，提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解决方案。
中国智库的不足
在充分肯定中国智库建设取得的成绩与进步的同时，更要看到中国智库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中国智库的问题与不足首先还是在于，中国智库自身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长期大量的实践积累，自然无法达到很高的水平。具体来说，中国智库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智库研究的专门化、专业化水平不高。智库研究是一门专门化、专业化的科学，其主要领域在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战略与政策研究。既然是科学，就要有别于宣传和思想文化传播。但现在许多智库还不能区分科学与文化功能，许多智库的研究产出并非科学成果，而是流于一般化的思想文化传播与宣传。这样就降低了智库的科学功能。现在不少所谓智库粗制滥造廉价的宣传材料、阐释文章，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还在国内外产生恶劣影响。
第二，智库研究的衡量和评价标准、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高度、长度、深度是由“尺子”决定的。中国智库要进一步发展，向专门化、专业化发展，需要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应该说，有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智库研究。智库是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领域，不能用一般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机制衡量和评价智库及智库研究。况且，现在我国社会科学评价标准和机制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造成了大量的学术资源浪费，形成严重“内卷”，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严格讲，我国尚无智库评价的专门标准和机制。由于没有行业标准，各种打着智库旗号的机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智库成果产出更是缺乏客观公正和正确的评价。比如，每逢年底年初，一些所谓智库机构纷纷提出“年终报告”和“新年预测”。这些所谓的报告、预测，有头没尾，有些机构做出的预测，十有九错，谬以千里。这样的机构及所谓成果是害群之马，本应剔除。但由于没有或缺乏评价标准和机制，只能听任这类滥竽充数的机构和所谓成果败坏中国智库的声誉，降低中国智库的水准。
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和水平的提升，主要取决于智库评价的标准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当务之急是在多年来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智库评价的标准和机制。这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关键所在。
“学术自由”问题
由于缺乏好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包括智库以及一般社会科学研究受到很大的干扰和约束，即人们经常谈及的所谓“内卷”。现在以发表数量和发表的学术刊物品级为衡量标准的评价体系，引导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终日忙于发表，甚至为此托关系、找门路、拜码头，不仅浪费了学术资源，甚至还败坏了学风。当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一切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学界无奈的现实。
从学者个人的角度看，为了发表而发表，无非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为了登上更高的学术平台。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我认为，为争取更多学术资源的“内卷”总是有限度的，如果无限度、无止境地追求学术资源和地位，那就是本末倒置，是为“手段”而丢失了“目的”。毕竟获取资源和地位是为了学术创造，是为了发现真理，为了社会福祉与进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做时代的学问，为人民做学问。
如果把创造新知作为科研目的，学术资源和平台就是相对的。当获取一定资源与平台后，就应把创造新知作为主要工作内容和目标，应以科研质量、科研的创新性为衡量科研工作的标准。那么，从追求数量到质量转折的临界点在哪里？我认为，就是教授或研究员。一旦获得了教授、研究员的职称，同时就意味着获得了“学术自由”。
所谓“学术自由”，即是科研人员在价值观上的解放，科研工作不再“内卷”，科研价值不再“外化”，科研活动不再受限于获取更多学术资源和地位。教授或研究员的地位已经可以使科研人员立足了，在此之后，再继续追求资源与地位，就会变成舍本逐末。学术自由是科研人员的自觉，是对现实约束的摆脱。进一步讲，学术自由意味着“两不”“两做”。“两不”：不再发牢骚，不再制造学术垃圾。“两做”：做真学问，做自己想做的学问。在我看来，这就是学术自由。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