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新时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作为各类创新要素交互作用的网络化系统，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提升绝非科技资源的物理叠加，而是整个系统的结构重塑与功能跃升。当前我国创新体系仍面临原始创新不足、源头技术欠缺、应用场景割裂、成果转化不畅等矛盾，其症结在于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低适配度、低周转率与低价值转化率。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推动创新资源从初级阶段的空间集聚向高级阶段的价值创造攀升，通过激活资源的协同效应、溢出效应与乘数效应，为创新体系能级跃迁注入持续动能。

一是利用新型举国体制，明确资源配置方向性。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其核心在于实现国家战略主导、市场机制调配、社会力量协同的有机统一，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在优化创新体系的实践中，需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政策延续性与资源整合力，通过顶层设计与供给保障，引导科创资源实现梯度推移、业态协同以及精准配置。特别是要紧扣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技术迭代与市场需求，构建科创资源的敏捷响应机制，采取动态适配、多元聚合、模拟仿真等调节方式，培育共生共荣的“热带雨林”式产业生态。在科创资源管理方面，需要实施分类指导策略：对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划定攻关优先级，突破高端制造中剩余的“卡脖子”环节；对颠覆性技术领域，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引导资源向源头创新汇集；对产业应用领域，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市场导向的技术转化体系。

二是打通成果转化渠道，提升科创资源产出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核心在于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知识传播、成果应用等功能的紧密衔接与优势互补。当前我国科技论文量、国家自科项目数、专利申请量在逐年上升，但专利总体实施率与成果产业化率却涨幅有限。为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让科创资源“变现”，我国必须塑造“需求牵引—供给响应—链条贯通”的成果转化新范式，建立产业技术需求图谱，匹配“专利池”与“需求池”。推进供给端、需求端、转化链一体化布局，注重概念验证、测试认证、流程设计与场景开拓，特别要补齐中试熟化的短板。在实践中推行“大学科技园孵化+产业开发区落地”的接力模式，形成研发检验—中试放大—产业孕育的资源增值路线。

三是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增强科创资源凝聚力。当今世界的科技创新已由分散、封闭的自由探索向大跨度、开放式的组织活动转型，如果创新主体“各自为战”则会导致创新资源低效配置。为了推动各个创新主体形成价值创造的闭环，“政产学研金用”必须以“资源行动—关系协调—互利共生”为主旨，以愿景协同、知识协同、组织协同为目标，进行紧密型、长效化的协同创新。协同创新是一种跨组织的复合关系，为了平衡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需构建相得益彰的运行机制，如对话对接机制（构建信任基础）、盟友选择机制（精准匹配伙伴）、资源投入机制（优化配置效能）、分工协作机制（明晰权责边界）、信息沟通机制（激发学习效应）、利益分配机制（激励持续创新）、风险管控机制（保持系统稳定）等。

四是增强区域联动效应，扩大科创资源辐射面。我国创新体系在空间维度上还存在着要素循环阻滞、地域落差较大、功能布局错位等问题。为了防止创新系统的“马太效应”，需要突破行政区划束缚，削低创新要素流动门槛，减少“内卷式”竞争与资源割据，形成更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全域创新格局。推进科创资源的有效集聚与有序扩散，将功能模块（如基础研究、中试验证、产业转化）和区域禀赋（如研发高地、制造基地、市场腹地）进行对接，以实现科技资源与地方产能的正向耦合。以产业竞合为导向，采用“离岸孵化+本地转化”“异地借智+逆向孵化”等创新“飞地”模式，建立以产业链价值链为分配基准的创新共同体。健全区域之间的科创资源共享机制，改革跨域税收分成、统计考核制度，以降低资源的交易成本，形成“节点城市引领—次级城市配套—县域基地承接”的创新梯度，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共振的整体性跨越。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江苏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